我們30後的這代人，青春一早就無私地獻給了黨和社會主義的祖國了，80年代的改革開放帶來了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新氣象，國門漸開，由於太太是歸國華僑，在那時就有了申請出境的理由和機會，想想自己一輩子，年近五十，長此下去雖說不至於沒飯吃，但庸庸碌碌地老是重複自己，看不到有什麼重大的轉機變化，總是心有不甘。 時不我與，能有挑戰自己、證實自我社會價值的機會，我是不會放過的，這是背水一戰，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得抓緊我人生道路的最後一擊。
1985年底，好不容易申請了七年的赴港通行證終於批下來了，在香港已住了兩年的太太帥元紀特地飛回北京打點了幾天，因為沒有了大鍋飯，手停口就停，而且放不下那裏的學生，交代了些細節和過關須知後就匆匆地回香港去了。
臨走前完成了早就答應北京電視台田歌的一個訪談節目《一曲難忘》。
在這個節目裏，我簡單地闡述了音樂語言如節奏、旋律、和聲等的概念，1985年，北京電視台田歌的訪談節目《一曲難忘》再通過當時頗為流行的美國電影《愛情故事》的主題歌結合起來談，這是我作為一個音樂工作者一貫堅持音樂普及教育工作中的一環。節目還沒播出我已啟程，沒能親眼看到播出，連個錄像帶都沒有，實為憾事，不過從反饋回來的消息聽到好像反應還不錯，還重播了多次，算是離開大陸前做的最後一件事。
1986年1月，告別了至親好友，帶著重返故地和再次團聚的喜悅從北京南下到了深圳，那時羅湖邊境的建設還是比較簡陋的，雖說每天批準出境的人有一定的限製，但隻有這一條通道，還是人頭洶湧十分擁擠。出了海關，走過羅湖橋，手持著港澳通行證，來到了香港移民局。
關卡大廳裏擠滿著大批形形色色的新移民，不同的衣著，不同的社會層次，不同的麵部表情——興奮、彷徨、疲憊、漠然，喧嚷著不同地方的方言。經過好幾個小時的等候終於輪到了我，一個身穿筆挺製服麵容嚴峻的移民官接待了我。當我交上了填寫好的表格，回答了那些例行的問題後，他把我表格裏的英文姓氏的“Hu”改為“Wu”。1937年，我在香港出生時登記姓氏“胡”的英文寫法就已經是“Hu”了，我當然表示不能改，他官氣十足地瞪了我一眼說：“‘胡’在粵語中的發音就是‘Wu’，不得有異議！”再也不聽我的任何解釋。幾十年來逆來順受的習慣令我再次在英國殖民地官員前體會到“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這句話的深意！我又能怎麼辦？總不見得為了這件事的不服氣甩頭走回去吧？過後我才知道，“胡”的英文拚音在香港不僅可以是“Hu”，還可以是“Wo”、“Woo”等，看來就為這位移民官的一時興起，搞得我和我全家及整個家族的姓氏都不同了，在國外和家人出去旅遊過關自報家門時，曾多次要在洋人奇異的眼光下費盡口舌去解釋這一因由。
出了香港移民局，滿肚子窩火，筋疲力盡，又累又餓，在羅湖火車站前會合了來接我的太太，登上了火車，一陣久違的香味飄過。在記憶的深處，朦朦朧朧地，回想起幼時母親經常給我買的至愛小食——炸雞腿，在饑餓感和這香味的情意結下，我顧不得形象地問老婆要了港幣，從小販手裏拿過了雞腿就咬將下去，後悔了！很多美好的印象還是讓它保留在心中會更好，一旦麵對了，往往因為和心中的想象有太大的差距而感到失望，虧得這還隻是小事一樁，沒構成什麼太大的遺憾。
車到了九龍塘轉乘地鐵，車站車廂都清潔整齊，雖說人很擁擠，但秩序井然，不得不佩服香港的高效率以及處處為乘客方便著想的心思，我想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吧！我們在九龍旺角車站下了車，由老婆帶路，我終於走進了家，她在一年前租下的西洋菜南街好望角大廈二十層的一個房間，房東是著名畫家徐悲鴻的孫子小陽，他們一家三口住著另一間，客廳飯廳廚房合用，徐悲鴻的長子徐伯陽兄夫婦和他的小兒子小君就住在樓下，我們兩家互相照應，親如家人，幾十年來直到現在還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友情。
第二天開始，老婆讓我熟悉熟悉環境好好歇兩天，扔給我兩張紅色的百元港幣叫我在附近逛逛，就匆匆忙忙教鋼琴養家糊口去了。九龍旺角是個紅燈區，治安不是太好，時有打劫發生，如果打劫的搶不到錢，就會捅你一刀見見紅圖個“吉利”，所以這兩張紅色的錢就是為保命用的！當然兩百塊錢在當時除了大件的東西買不了外，還是可以買不少東西的。下樓就是彌敦道、女人街，油麻地、佐敦道也就在鄰近，這是九龍最熱鬧繁華的地區。商店、食肆、各種娛樂場所（正經的和黃色的）、廟宇和教堂……我最感興趣的電器影音器材店裏都是些新奇時髦的東西，看得我眼睛都不夠使了，百貨公司的貨品更是數不勝數琳琅滿目，相比當時國內物資貧乏的狀況，想起臨走前有同事問我香港的供應好不好這個問題，真令人哭笑不得。暈暈乎乎地轉悠了半天，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不敢走遠，怕迷了路給人添麻煩，買了本地圖好回家仔細研究，捎帶在街市買了點菜，回家洗衣做飯當宅男！晚上讓辛苦了一天的老婆回家也可以有碗現成的熱飯吃，我沒閑待著，為這家盡份力也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