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這樣嗎？沒有地方管管嗎？”我不信，半信半疑地問道。
“管，怎麼管？誰能管？誰願意管？”劉軍帶著憤怒，一口氣說了三個問號。
我的心一直涼到底，不知說什麼好。
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劉軍的話語一遍遍在我耳邊回響。
自到北京以來，我不知多少次地計算著時間，目的很單純，就是期盼到一個月後能夠拿到自己掙的血汗錢。甚至不止一次地計劃過拿到錢後怎樣花：先給爸爸買點最好的止痛藥，年末再領他到市裏大醫院去檢查診治，一定要把爸爸的病治好；再給媽媽買件衣服，記得媽媽好幾年沒穿過新衣了,一定讓媽媽高興高興；還要給弟弟買個漂亮的文具盒，給妹妹買幾個好本子，因為他們是那麼羨慕地描述同桌的文具盒和筆記本......
第二天,我又迫不及待地和鄒哥談起了工資的話題，真希望從他口中得出與劉軍不同的說法，誰知，他聽完我的話後苦笑了一下，也是很無奈地說：“好好幹吧，幹了不一定拿到錢，可不幹是絕對拿不到錢的。所以呀，還得幹。”
中午，五叔吃完飯走過來，笑著對我說：“今晚國利過來，我們到外邊吃飯，收工後等著我。”國利也是我們村的，和五叔是同輩的本家，論街坊我也叫他叔叔他來北京四五年了，據說混得不錯。
收工了，五叔領著國利在門口等我，國利身邊還站著一位高高瘦瘦的青年，五叔又叫上鄒哥。我換好衣服，和五叔一起向和平裏芍藥居的一家飯店走去。
自到工地以來，我的活動範圍未超過一百米，從未出過交通部的這個工地。今天出來，有種鳥出樊籠的感覺，兩眼不住地向兩邊張望。
我們五人到飯店坐定，國利先說話了：“本該早過來看看，一直沒時間，今天咱好好喝點兒。”
國利、五叔每人點了三個菜，讓我點，我推脫半天，推辭不過，還是拿過菜單，看了好一會，點了一個燒茄子，這個過程中，五叔和國利一直在評論我，在評論我的家庭，雖說的都是同情的話語，我還是有些不自在。
“真該好好上學，上次回家四哥還和我說呢，咱村裏上學最有前途的就是你了。”國利兩眼看著我，認真地說。他說的四哥是我們村裏的民辦老師，一直對我寵愛有加，臨走那天，還勸過我父親，要我繼續上學。
提起上學，我的心裏立刻湧起一股悲涼的感覺，可還是笑著說，“不上了，家裏條件不行啊，到外邊闖蕩闖蕩。”我有些語無倫次。
“闖蕩，能闖蕩出個啥？不易啊！”國利拉長聲音，語氣中有種飽經滄桑的悲涼。
菜上來了，五叔拿過啤酒瓶，開始滿酒。
“我就不喝了，喝點茶水吧。”我用手罩住酒杯，怯怯地說。
“不行，今天也喝點啤酒，到外邊不容易啊！”國利說著，給我也倒上了一杯滿滿的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