嘔心瀝血西遷路跨進浙江大學玉泉校區的大門，沿著林陰道一直向前，在圖書館大樓前有一尊銅鑄的塑像。塑像比一般人略高，一個清臒的老人站在第五教學樓和第六教學樓之間的草坪上，麵色從容，目光平和，右手彎上搭著一件風衣，似乎是在散步，又似乎是剛剛從遙遠的地方歸來，迫不及待地到校園中走走。早晨或者傍晚，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鬢發已白的老人，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在子女或者學生的攙扶下，在塑像前徘徊，拍照留影，他們大多是離開學校多年的校友。那尊塑像就是老校長竺可楨。
竺可楨校長(1940年5月)從1936年4月，到1949年全國解放，竺可楨在浙江大學擔任校長長達13年之久，他為浙大的發展殫精竭慮，嘔心瀝血，尤其是在抗戰期間，他率領浙大師生舉校西遷，曆盡艱辛，行程2600餘公裏，足跡遍及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先後在浙江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廣西宜山，於1940年1月到達貴州，在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堅持辦學，直至抗戰勝利，於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於炮火聲中弦歌不輟，為中華民族保留和培養了一批科學文化精英，在沿途的窮鄉僻壤中播撒下現代文明
的種子，留下長遠的影響。學校不僅沒有潰散，而且有了很大的發展，從一所地方性大學，發展成為最著名的幾所全國性大學之一，被譽為“東方劍橋”，譜寫了中外高等教育史上“文軍長征”的輝煌一頁，也在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中國科學文化界共赴國難、堅忍不拔的濃重一筆。在浙江大學一百多年的曆史中，竺可楨是最傑出的，也是對浙大的發展貢獻最突出的校長之一。臨危受命從1935年底到1936年初，時在杭州的國立浙江大學發生了一件“動地驚天”的事情。說是“動地”，是因為這件事在全中國尤其是在高等學校中產生很大的影響；說是“驚天”則是因為此事驚動了當時的最高當局國民政府，直至蔣介石本人。這就是轟動全國、令“蔣委員長”顏麵掃地的“驅郭運動”。處在“驅郭運動”漩渦中心的是當時浙江大學的校長郭任遠。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6000多人舉行遊行示威，拉開席卷全國的抗日救亡怒潮的序幕，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作為浙江省最高學府的浙江大學，自然聞風而動，浙大學生聯合全杭州學生於12月11日冒雪上街遊行示威，並準備於21日赴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請願，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行動。得知浙大及杭州學生的行動計劃後，20日晚，杭州軍警包圍了浙江大學校園，便衣特務與軍警衝進學生宿舍，逮捕學生會代表12人，引起學生公憤。12月21日，學生赴南京請願行動遭到浙江省當局和軍警阻撓，在省當局接受了學生提出的四項嚴正要求，並且當即釋放了浙大被捕的12名學生會代表，送到了火車站後，學生們才有秩序地撤離車站。然而，浙大學生返回學校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校長郭任遠竟然貼出了布告，開除這次學生運動的領袖、學生會主席施爾宜和副主席楊國華。學生們再一次被激怒了，於是爆發了驅趕校長郭任遠的“驅郭運動”。其實，郭任遠遭到學生驅逐，“一二·九”運動僅僅是導火線，他在浙大的所作所為早已為這一結果埋下了伏筆。郭任遠在學術上頗有建樹，他早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心理學，獲得博士學位，是國內外知名的心理學行為主義學派的學者，曾經擔任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心理學副教授。然而在1933年4月擔任浙大校長後，他大權獨攬，對學生的思想、言論、行動橫加幹涉，在學校強化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對學生實行軍事管理，依靠軍訓教官和訓育管理人員偵查學生行動，並隨意處分學生。在郭任遠擔任校長的三年中，先後受到開除、勒令退學和其他處分的學生竟達近百人之多，而當時全校學生總數也僅有幾百人。對於進步學生的活動，郭任遠等更是密切注意，當時在浙江大學外國文學係就讀的胡喬木，就因受到威脅而被迫離開浙大。郭任遠對教職員工也往往盛氣淩人，時有侮蔑汙辱，以至民怨沸騰，全校先後竟有50多位教授憤然辭職而去。1935年12月21日，剛剛結束在杭州城站請願鬥爭回到學校的浙大學生，被校長郭任遠開除學生會主席、副主席的布告激怒，他們立即召開全校學生大會表示抗議，並通過四項決議，其中之一就是：自即日起，不承認郭任遠是浙江大學校長，把他驅逐出校。
浙江大學學生的“驅郭運動”發展迅猛，很快得到大部分教職員工的同情和支持。學生會組織了糾察隊，維持校內秩序，還向社會各界發表《驅郭宣言》，揭發郭任遠在浙江大學的“十大罪狀”。郭任遠則倉皇溜走，躲在裏西湖的深宅中不敢再來學校。浙江大學學生會還派出七名學生代表去南京，直接向國民政府教育、立法部門陳述郭任遠的罪狀，要求教育部另派人繼任浙大校長。迫於當時情況，國民政府教育部也準備另行委派校長，但蔣介石正被“一二·九”運動後全國此起彼伏的學生運動搞得焦頭爛額，認為“此風不可長”，不同意更換。1936年1月22日，蔣介石親自帶了大批軍警來到浙江大學。他先是召集教師訓話，說“這次事件教師對學生不加教導，要負責任”。然後又召集學生代表訓話，逼迫學生會負責人下令即日複課，學生會負責人以罷課是大家集體決定的事，個人不能改變為由頂了回去。蔣介石又命令全校學生集合，再聽他“訓話”。他說：“浙江是我的家鄉，你們這樣亂鬧，把我的麵子都丟盡了。”威脅學生“必須立即停止‘鬧風潮’，不然就是犯法，就要繩之以法”。然而，浙大學生根本不理睬委員長的訓話。蔣介石走後，學生們繼續罷課，堅持“驅郭”鬥爭。此後，國民政府行政院和國民政府教育部連下訓令，一再威逼學生複課，浙大學生都毫不動搖，堅持鬥爭到底，最終迫使國民政府行政院在1936年2月行政院第257次例會上決定免去郭任遠的浙江大學校長職務。浙大師生的“驅郭”鬥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驅郭運動”勝利之後，浙江大學麵臨的最大問題就是：郭任遠已經下台了，誰來接任浙大校長？其實，蔣介石還是很看重自己家鄉的這所大學的，雖然當時浙大隻是一所地方性的大學，在全國名氣不算大。蔣介石了解了浙江省各方輿論，知道浙大若不委派一位有威望的學者來任新校長，學運就難以平息，學校也難以維持。蔣介石一方麵希望繼任校長能夠把浙大穩定住，不要再給他出難題；另一方麵他也想讓浙江的教育出點彩，至少對家鄉父老有個交代。浙江大學鬧成這個樣子，他已經覺得顏麵掃地了。因此，他親自出麵，把物色浙江大學校長的任務交給了他的心腹，時任侍從室二處主任的陳布雷。陳布雷也是浙江人，而且曾經在浙江大學的前身浙江高等學堂就讀，與後來成為我國新聞界先驅的著名記者邵飄萍同學。陳布雷作為浙江大學的校友，當然也希望浙大有一個合適的主持人。當時陳布雷正在杭州休養，便有浙籍名流向他推薦竺可楨出任浙大校長，其中包括常去探望陳布雷病情的浙大教務長鄭曉滄和時任浙江省圖書館館長的陳訓慈。鄭曉滄與陳布雷是浙江高等學堂的同學，而陳訓慈則是陳布雷的嫡親弟弟，他們兩人都深知竺可楨的學識和為人。1936年1月，陳布雷回到南京後，便向蔣介石彙報，提出浙江大學校長人選有兩人，一是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吳雷川,另一個便是竺可楨。吳雷川曾任浙江高等學堂“監督”，即校長，陳布雷就是他在任時的學生。陳布雷介紹他們二人在科學與教育界名望甚高，當可勝任。蔣介石略加考慮，就說吳雷川雖然資曆、威望都很高，但當時正任北京燕京大學校長，如果再換到浙大，又要為燕京大學物色新校長；竺可楨盡管也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所所長，但是擔任浙大校長後仍可以兼此職務，或者另外找人代理。
2月21日，蔣介石單獨召見竺可楨，地點在南京中山門外孔祥熙的住宅。蔣介石開門見山，提出要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此前已經得知有讓他接任浙大校長的意思，而他自己並不情願，四天之前，他還專門拜訪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他十分崇敬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也不主張他接任。蔣介石要竺可楨立即答應，竺可楨則推托蔡先生是他的直接領導，要與蔡先生商量以後再決定。竺可楨不願擔任浙大校長，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他不願意放棄他所熱愛的氣象事業；二是一旦當上校長，勢必要與政界打交道，而竺先生實在不願伺候那些部長官僚們。但是，諸多政要和學人的力薦與相勸，加上蔣介石這一次鄭重其事的專門約見，使他不得不三思而行。竺可楨後來又多次去上海征求蔡元培先生的意見，加上家人特別是夫人張俠魂的支持，竺可楨最終才勉強答應就任。但他希望隻負責過渡時期，一旦學校走上正軌，就另請其他合適人員擔任。3月8日，他會見陳布雷，說明了自己的意見，並提出了三項條件，由陳布雷轉達給蔣介石。這三條：一是財政須源源接濟；二是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幹涉；三是時間以半年為限。陳布雷表示，除第三點外均可接受，但又說“大學中訓育方麵，黨部不能沒有人在內”。盡管擔任浙大校長並非竺可楨的初衷，然而，入長浙大之後，竺可楨還是很快就進入角色，並且從此以後為浙大的發展費盡心血。率校西遷竺可楨擔任浙大校長後，立即對教授陣容、教學管理、學係設置、學校建設等方麵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尤其是教授隊伍的重整和補充。正當竺可楨治理學校，使浙江大學迅速從動蕩不安轉到正常軌道，以期有更大發展的時候，已經燃起的抗戰烽火迅速蔓延到浙江。
竺可楨與教師舒鴻(左)、潘承圻(右)實地勘察天目山禪源寺(1937年秋)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調集海陸空軍進攻上海。8月14日，日軍飛機首次轟炸杭州。自此，寧(南京)、滬(上海)、杭(杭州)沿線敵機肆虐，戰爭空氣彌漫東南各省。美麗的杭州失去了往日的寧靜與優雅，日寇飛機的轟隆聲和空襲警報的尖鳴聲，在這座風景文化名城的上空無休止地回響。迫於戰事，浙江大學一年級新生於9月下旬遷至浙江省臨安縣境內的西天目山，竺可楨校長與山中禪源寺的主持方丈妙定協商，借得寺院中的空餘房屋，供新生開學上課。其餘各年級學生暫時留居杭州，在校本部堅持教學。11月，日軍在距杭州隻有120公裏的全公亭登陸，浙大才決定舉校西遷。浙江大學的搬遷，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往哪兒搬？遷到什麼地方去？當時，中國的高等學校麵臨戰火，絕大多數都不願意留在淪陷區，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苟安辦學。一部分學校就地解散，期望在戰後重新恢複；也有一部分選擇了遷往戰火尚未燃及的內地堅持辦學，比如在浙江大學遷校之前，中央大學已經遷至長江上遊的重鎮重慶；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則遷至湖南長沙，聯合成立長沙臨時大學，後來又遷往雲南昆明，成立西南聯大。浙江大學當然不會選擇就地解散，但是遷往什麼地方，竺可楨校長有他自己的看法。竺校長認為，浙大不應當搬遷到如武漢、長沙或重慶那樣的大城市去：一方麵這些城市內遷大學過於集中，政府的各類機構也蜂擁而至，勢必造成物資緊張，物價上漲，在經費已經相當困難的情況下，學校的辦學將更為艱難；另一方麵，這些大城市都是日寇進攻的重點目標，即使山重水阻，日軍的鐵蹄不一定能夠踩到，但是，頻繁的空襲肯定會影響學校正常的教學活動。此外，竺可楨還有一個想法，他希望浙江大學的這次搬遷，能使大學教育更加貼近中國的現實，切實為社會、為民眾做一些事情。因此，他主張浙大要搬遷到那些從未有過大學的城鎮，以至僻靜的農村，既能使學校獲得相對安定的辦學環境，又把遷校與中國內地的開發結合起來。竺可楨的想法得到浙大教授們的讚同，後來浙大的西遷曆史也證明，這一決策是非常有遠見的。
與兒子在贛江遊泳(1938年8月)1937年11月11日，在敵機空襲下堅持了兩個多月的浙江大學踏上西遷辦學的漫漫長途。浙江大學在整個抗戰期間，經過了這四次大的搬遷，其間還有幾次小的搬遷。那時浙大的規模遠不能和現在相比，1937年10月，即學校舉遷之前，全校有學生633人，後來隨校西遷的學生有460人，加上教職員工及家屬，踏上西遷征途的有近千人。在搬遷過程中，招收新生和接收其他高校的借讀生，人數逐漸增加。在遵義、湄潭，由於有較為安定的環境，學校得到快速發展，至1946年複員返杭時，在校學生已增至2171人。領導這樣一所大學在戰火紛亂中數次搬遷，那麼多著名教授學者拖兒帶女跟隨學校一次次踏上漫漫長途；那麼多學生因戰火阻隔與家人失去聯係，隻能以校為家；途中車船沒有著落，經費得不到保證，人員、儀器、圖書常常耽擱，讓人牽心掛腸；再加上敵機空襲，土匪劫道，小人行騙，旅途中隨時可能有的危險和陷阱；每到一地，又要立刻組織師生投入教學和研究，保證教學時間和效果……竺可楨校長當年肩上責任之重可想而知。在西遷中，竺可楨身先士卒，事必躬親。搬遷地址的選定，沿途舟車安排、宿營地的接洽，上與教育部力爭遷校經費，下和各地軍政聯絡周旋，以及爭取地方鄉紳的協助，他都是親自出馬，東奔西走，處處求人。1937年11月17日，學校已經遷至建德，日軍進逼浙江，杭州城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上午10時，竺可楨召開全校各係係主任會議，本來準備商討學生訓育問題，臨時得知還有化學係、生物係以及文理學院、圖書館等的400箱儀器、書籍留在杭州校中，未能及時運出，竺可楨當即決定返杭搶運。下午2點多鍾，他親率七八位教授和老師，乘校車趕回杭城，第二天便將這部分寶貴的儀器、書籍運出杭州。1937年12月9日至16日，竺可楨奔波於建德、玉山、南昌、吉安、泰和、貴溪、衢縣之間，通過各種關係，與江西省政府、省教育廳的官員和友人，與泰和鄉紳、泰和縣長，與鐵路、公路部門接洽協商，為學校勘探西遷江西的校址，聯係遷徙途中的車輛。一連9天，馬不停蹄。1937年12月29日至1938年1月8日，西遷江西的浙大師生被困於江西玉山的風雪之中。竺可楨親自出麵，每日與線區長官、浙贛路局、機務段和車站打交道，終於在難民如潮、兵車頻繁的極端困難情況下，爭取到14節車廂，使全校師生乘車平安到達吉安。1938年6月30日，竺可楨又一次離開時在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學，為學校的下一步搬遷勘探合適的校址和遷移路線。這一次他輾轉武漢、長沙、衡陽、桂林等地，為時20多天。也就在他離開的這段日子，在西遷中最慘痛的打擊降臨到這位恪盡職守，為浙江大學的存亡和發展殫精竭慮的校長身上：他的次子竺衡病亡，而夫人俠魂也已經進入病危狀態。浙江大學舉校西遷，竺可楨雖然身為校長，但實際上他既是一校統帥，號令三軍；又是全校師生的馬前卒，沒有人比他更加辛苦、更加勞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