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時的肅反，從打**起，自己殺自己人死了十萬。……不怕打核大戰，說中國死了幾億，還有幾億。‘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曆次政治運動傷害了幾千萬人，被迫致死幾百萬人。葉劍英說過，‘*’‘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這也沒有驚醒幾個人，還是那般地專製與腐敗。
“專製主義打著‘民主’的旗號可以說史不絕書。以中國專製土壤之深厚，民主觀念之薄弱，要跳出這‘周期率’又談何容易。*早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就明確說，‘開國之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21世紀環球報道》2003年3月3日，李銳專訪）……民主黨派任副職，實際上作用有限，甚至隻是個擺設。任正職就不同了，有個責任問題。在開國之初還有民主黨派任正職。但後來就沒有了，特別是反右以後，到‘*’就更不用講了。”所謂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這個“德”原來也是個殺人不見血的“工具”！
“他追求‘君師合一’，又當秦始皇又做孔聖人。他的《沁園春》詞道出了其中的深意：‘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1950年頒布的‘五一節口號’，最後一個‘毛主席萬歲’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於是天下歸心，君師合一，唯我獨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問題出來之後，更是無所顧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對民主的理解也隻認為是一種手段，‘要讓人家說話’，不過是恩賜而已。他需要人人都聽命於己，都做馴服工具；可說並不懂得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扼殺不同意見必導致思想停滯和僵化。……*承認自己是搞‘馬克思（實為斯大林）加秦始皇’；‘要有點個人崇拜’；……於是才有*的‘四個偉大’（毛本人特別欣賞‘偉大導師’），手搖小紅書，早請示；晚彙報，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十年‘砸爛一切’，將人類社會曆史進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學、法治、市場經濟，統統踩在腳下，致使整個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至今回顧，仍不寒而栗。有鑒於此，1980年*作了要徹底肅清封建專製主義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可惜的是，報告中講到的種種措施，二十年來未能得到認真落實。我們還是習慣人治，習慣家長製，習慣個人說了算；還是一個權大於法的權力社會，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法治社會；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執法犯法的現象，仍普遍存在。這就是腐敗難治、民意難申、言路阻塞、黨的威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利用性使所有人都隻看到了小利、私利。專製獨裁，權威主義，在一時的景況下有利於統一思想幹一件事，但，代價太大了！是以犧牲國民的生命、奴役百姓，犧牲民族與國家的未來做代價的，一時的小利埋葬了民族的前途。一個人，一個家族，一個朝代，一個文明，不正是以專製思想鉗製人們的創新意識嗎？把每個人都“培養”成“馴服工具”，培養成清一色的“共產主義接班人”，或國家建設的接班人，其中又有多少虛情與假意？民眾也未必能看清。
“在延安時期，從對人對黨員的思想控製（做馴服工具），到樹立毛的個人絕對權威，是通過整風運動完成的。毛的心態是：領導這個黨（這個國家），非我莫屬，都要聽我的，即以他的意誌劃界線。１９４９年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直到‘*’，可以說是延安整風的繼續和發展。最近，答羅稷南問，‘魯迅反右時處境如何’的答複揭露出來後，大家對毛的作風性格等，就更清楚了：他決不放過一個‘異己分子’。（注：羅稷南當年與趙丹、黃宗英等知名人士接受毛主席小型宴請。宴會中，他問主席，如果魯迅活著，在反右運動中會怎樣，主席回答，要麼他不說話，要麼關在監獄裏。黃宗英在會議記錄中對此有專文記載。（2003年3月3日《２１世紀環球報道》”）
沒有真正實現民主的國家，政體必然是一方麵愚弄民眾，造假瞞騙；另一方麵還會嚴厲打擊，強化控製言論與監督。這是利用性的必然本質。但自我埋葬也是必然的，前蘇聯也不過維持了幾十年，他們越強化專製，離墳墓也就越近。利用性與政治專製本來已經使我們在這一百六十多年來付出了有史以來最為沉重的代價，而利用性又在強化著專製，使人們不敢往前看，這就是曆史的倒退。
*作為毛的實際繼任者，當然他也看不到利用性所帶來的惡果，也就擺脫不了這一曆史的局限。和毛一樣“擺脫不了‘馬克思加秦始皇’這雙重權威，尤認為‘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因為‘斯大林搞獨裁暴政’。他‘是有所認識的’。”“據說，第三代領導接班的時候，*講了這樣三句話：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們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利用知識的民族，從上到下，都是一如既往地“信仰”古老專製傳統的。他們會一如既往地教導民眾說：那些都是西方的價值觀，不適合中國。然後他的民眾也會信以為真，並不是民眾是多麼地知道“信仰真理”，恰好相反，而是隻有這樣才能獲得一時的安穩。“……在政治體製上，領導體製上，他認為中國這麼大，這麼多人，七嘴八舌，沒有一個權威是不行的。對資本主義政治體製，所謂三權分立，他是堅決反對的。”就像宋代王安石強烈要求“統一思想”一樣。隻戒備國家大人多嘴雜，可是腐敗起來更是不會有起死回生的可能的。沒有運用性的知識傳統，寧可枉殺所有人的不同的新的創造性的思想意見，也要“統一思想”幹一件事，他們或許不知道封建曆史中的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文明的徹底衰敗，也就是他們寧可要一時的“好處”，是不惜犧牲自身及民族的未來為代價的，以傳統的道德與專製為治國手段，隻能加重社會的腐敗與衰敗，而不可能推進民族的進步。可惜的是，他們還是相信道德之治與專製獨裁可以實現民族的“複興”，實質上根本不可能。僅教育的創造性問題，他們就沒有辦法解決，而這正是西方崛起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