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16日晚，在莫斯科餐廳與友人小聚，飯間，聶說：‘五七年’左右真是個黃金時代，吃的東西什麼都有，而且每家館子有每家館子的特點，現在呢，都一樣了。文章也是如此，剛解放時有些報告文學寫得真好，有真感情，現在呢，不敢寫。曹禺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劇本可以說寫一個成功一個，新中國成立後是寫一個砸一個，沒有辦法。現在沒有人帶著真感情寫東西的……
我想，魯迅如果不死，會好一些，論地位他在郭沫若、李濟深之上，他應當有宋慶齡的地位，副主席再掛一個科學院之類的名義，他可以不寫文章，他的性格也決不會像郭沫若那樣，這就有個可以講實在話的人。現在不是，都是唯命是從的，都是唯恐馬屁拍不上的，所以有現在這個局麵。
外國人寫傳記文學很少好的，他們是寫效果、寫政策，而不寫人，人的本身活動，人的思想，人的各種感受和他的反應，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中國不同，中國傳統的史，都是以人的活動為綱，寫人物性格，寫他的感情，他對於事物的直覺和如何解決，近年來我們也學了外國的一套方法，寫曆史和事實都看不見人，看見的盡是些政策措施。我們中國的史書，既是史也是文學，因為它真切動人，這個好處現在沒有了。
從前看聯共黨史，一開始很看不慣，當然後來看多了也就不稀奇了。聯共黨史隻寫了兩個人，列寧和斯大林，難道真的是這樣？中國人寫項羽是項羽，有血有肉，寫諸葛亮是個活的諸葛亮。聯共黨史呢，就是政策和文件記錄。
現在沒有人寫文章，有些人寫文章也寫得不好。現在沒有辦法寫文章，因為不能寫人。
這幾年來文藝界什麼成就都沒有，有什麼東西呢？有《東方紅》吧。有好多事情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幹的，《東方紅》單是演員夜宵費每晚得花4000塊錢，不要說不收門票，就是收門票也收不到一萬塊錢，夠開銷嗎？
1964年12月11日下午，友人交談中議到前幾天《人民日報》發了一篇關於批評《早春二月》的文章，該文說《早春二月》內容是反動的，因此說“藝術性很強”這句話都不對。聶接住說：“藝術性越強，內容反動就越應該反對”，這有什麼理由呢？文藝這東西很細致的，不可能由你簡單地提出一句話來就做了定律。我做過研究嘛，藝術性和內容有統一性，《水滸》、《紅樓》這些作品的內容和藝術性是統一的。《水滸》、《紅樓》的內容也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封建的，它帶有封建糟粕，它是甲封建反對乙封建，是彼勝於此，而不是離開了封建社會的局限，因此從內容說也有反動的一麵，那麼你就反對它的藝術性？再說有些小說極個別的也有內容完全反動而藝術性強的，比如《蕩寇誌》之類，但是它不起影響嘛，你反對它有什麼用，還不是抬高了它。大家都知道《水滸》，知道《蕩寇誌》的人就不多嘛，有什麼害處呢？什麼是反動，什麼不是反動，也不能呆板地看。科舉製度是反動的，可是在唐代初期它是從士族門閥製度中開辟了一條挽救封建製度危亡的路，是把寒族士子引到政府中來的良好辦法，特別是武則天時代，科舉取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也不能籠統地說科舉製度就是完全反動的。這兩年沒人敢說話，你一提什麼，他就拿*思想出來堵住了。最近很多人感到不安，叫人感到窒息，越來越覺得沒話可說。
你說藝術性越強內容越反動就越應當排斥，那麼這張《聖教序》內容反動得很，你就排斥它，就不學王羲之的字，這不是笑話嗎？藝術性是一種技巧，資產階級可以用，無產階級也可以用，各自為其內容服務……
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這本來可以。可是現在除了那個第一位之外就沒有第二位了，誰都不敢提這個第二位，結果隻有一個第一位，這叫提倡藝術呢，還是摧殘藝術？
我是不看報，最近有人到我這裏來說，《人民日報》登出一篇不是批楊獻珍、就是批周穀城的文章，怎麼看怎麼不通，看來看去不能自圓其說。他說登出像這樣水平的文章是《人民日報》的恥辱。我反正見了這些題目都不想沾一眼。
1965年1月17日，數友人同在“四川飯店”晚飯，聶紺弩與吳祖光有如下交談。
吳：看到文懷沙沒有？
聶：路上碰到的，談得不多。他告訴我在那個地方（監獄）也不勞動，也沒事情做，每月拿25元5角的錢，期滿叫他簽字蓋章。他關在裏頭也不算法律處分，也不算行政處分，理由是無牌照行醫。
吳：這大概是他自己故意往輕裏說。
聶：這當然是表麵理由，也可能判決書上不好寫別的，他現在算是期滿了，但還回到那個地方去，他在那邊有錢拿，給人看病。人家找他看病，他說“我是為這事進來的，你們還來找我？”其實找文懷沙開方子，吃興奮類的藥，就是所謂開“春藥方”這個罪名。
吳：這幾年來那麼緊張的氣氛，歸根到底還得怪赫禿（赫魯曉夫），沒有他，我們還可以過些太平日子。
聶：可不是，沒有赫禿也沒有匈牙利事變，連“五七年”的事兒（指“反右”）也不會出來。
吳：從文件上看和外頭聽到的，好像黨內問題還比較嚴重，出事的多數是黨員。
聶：出來的問題，怎麼都提到了反對毛主席的問題上，李維漢、楊獻珍不用說了，邵荃麟表麵上說什麼中間人物問題，這是次要的，主要的罪名是反對延安文藝座談會。
吳：周而複聽說又有問題，以前聽說過，後來報上又出來了，以為沒事，可是最近聽說《上海的早晨》圖書館都不讓借，可見有了問題，人大、政協的名單上都沒有了……龔之方最近告訴我，有人碰見夏公（夏衍），不好直接問他的事情，就問齊燕銘怎樣了，夏笑著說，他和我的問題不同，他是封建，我是資本主義。從這個情況看來他大概還是比較灑脫的，還說些幽默話。
聶：不知道徐平羽（文化部副部長）怎麼樣？我認識的人當中，四個最走運的人，前幾年都很紅，一個是邵荃麟，一個是張執一（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一個是夏衍，一個是徐平羽，如果徐平羽也出了問題，那麼這些人可以說是同歸於盡了。
1965年3月23日晚，聶在家裏同友人喝茶，聶說：我從北大荒回來後，熟人、老朋友抖起來的（意即得勢）有四個人，夏衍、張執一、徐平羽、邵荃麟，現在隻有一個徐平羽沒事，其他全垮下來了，再說這些人其實也不算怎麼抖，革命這麼多年，腦袋隨時懸在半空中，頂多當個副部長，這算不得怎麼樣吧，連我也算當過副總編輯，這算什麼呢？但是垮起來卻垮得很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