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教育——學位，在權錢交易中的商品化泛濫
它的泛濫即標誌著知識作為傳統式利用工具的“新時代”的到來，即由富而腐的時代的到來，是利用性知識狀態下衰敗邏輯裏程的開端。必然導致對知識、對人才、對教育的“偽重視”。
我們再回顧一下中西兩種知識狀態的兩種邏輯結構：
（1）真求知（運用性）的邏輯係統：熱愛—→勇於探索—→堅守—→追求實現。
（2）偽求知（利用性）的邏輯係統：隻熱愛知識背後的生存私利—→並不會重視、探索真理、更不會勇敢地追求真理—→不會堅守任何知識真理、私利化利益是唯一的“真理”—→不會要求實現任何知識真理、堅守真理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生存上的危機（不能進入官場，隻能去深山當隱士）—→使無論是固有的還是引進來的任何知識最終都隻能淪為“幹屍”—→通過利用達到私利目的—→把整個社會引向腐墮、衰敗的深淵。
一、對知識真理的熱愛，無論是對於個人還是整個社會來說都是一種積極的有進步意向的意識。隻要有了這一步，才能進一步認識到知識對於社會的進步意義，進而才有可能有勇氣（如冒險精神）不斷探索未知、創造未來，才會產生衝破一切黑暗、尋求光明的精神，最終才會有堅守真理，並不懈追求、奮鬥實現知識真理的精神。對知識真理不斷追求、實現的進步性，保證了個人及後世子孫的永久性利益。前文中也分析過了，這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求知、奮鬥所不能達到的高度，國人仍停留在傳統的知識狀態層麵裏，醒悟不得。
二、在中國的利用性知識狀態的影響下，並不熱愛知識本身，隻愛其背後的生存私利，把知識當敲門磚，決定了隻要對“我”的生存有利的東西都會為我所用，不管其到底是否是真理，是真理的隻要眼下不能為“我”帶來生存上的利益也不會稱之為真理；隻要能為“我”帶來生存私利的它就是“真理”。“黑貓，白貓論”就有這樣的傾向。看樣子“偉人”還不是他們所宣揚的那樣“神乎其神”！總體上就不得不使中國人“隻看重虛名（能為私利目的所用的）”，而“真正的成果並不在意”。
進而，就談不上什麼勇敢探索真理了！那麼偌大個中國，那麼多人都幹嘛去了？答案是，都去追（虛）名逐利去了，無論是虛名，還是臭名，來者不拒，早已沒有了價值判斷意識。通過人事關係比通過對人才的培養、知識的探索、創造地發展看似更有效、更快捷，也是中國的主要發展模式與特色，但它無疑是利用性的形式表現，逃脫不了曆史性的“興衰率”。每個領域都不例外，當然教育也是，這種僅僅圍繞生存利益（經濟）發展的弊端極其嚴重，教育首當其衝，教育所謂的發展也僅僅表現在硬件與數量上，商業化也是這種“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利用性的必然結果。整個教育係統和社會上一樣浮躁不堪，他們並不重視真正的知識真理的探索，並不重視真正的人才培養，而隻是重視虛名，製造院士與教授的數量來騙國家，騙民眾，他們隻在乎錢與校園外表的華麗，而越是這樣他們越是培養不出真正的人才，這是曆史以來的利用性知識狀態本質所決定的。中國所有院校唯一的特色就是——沒有特色。他們受製於“大一統”文化的指揮，為了各自的生存私利，也不需要什麼特色。他們甚至還帶頭“追星”，聘娛樂、文化明星為教授、院長者比比皆是，但是他們也並不是真的在乎這些人才，而為的是招攬學生、提高聲譽的虛名。以喜歡搞形式的官場主導的教育，必然是隻重虛名，不尚實質的，隻能加重利用性的社會發展本質。
劉道玉先生在其《徹底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中談到：“西方國家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約30﹪，而我國基本上是零淘汰，官員和老板考博拿學位，一路綠燈。”足見中國是把學位、證書當賺錢的工具了，什麼知識真理，哪有生存“私利”重要，不能以知識真理為發展基礎與依據的中國社會，是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因為隻重視私利（發展），知識隻是工具，屬於偽重視，所以，也必然是一切都混亂不堪的，越亂，越能趁火打劫，從中牟利。這就是所謂的“發展”，與古代科舉八股又有何區別呢？“本來，研究生教育是為了培養少而精的理論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實到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部門，這是世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通則，直到1980年代末，我國也依然恪守著這個宗旨。到了1990年代初，研究生急劇膨脹，官員和老板也湧進了校園爭戴博士帽。西方國家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約30%，而我國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員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綠燈。為數不少的老板和官員，既不上課又不做實驗或查閱文獻，怎麼能夠達到博士水準的要求？有不少老板隻有高中甚至初中學曆，可見我國博士學位的含水量多麼大！在職博士生已經異化和玷汙了我國的研究生教育。他們用不菲的學費買博士帽，而大學以賣學位換取資源，是典型的權錢交易。”中國人才不會管研究生是幹什麼用的，根本不講究什麼知識的規律，隻管它能給“我”帶來生存私利，把本來是為探索知識真理所設的更高級別的學位，當成了“狀元”、“解元”、“探花”的“進士”或“舉人”等為謀獲私利用的“工具”啦，完全“走樣”了，也不得不走樣，這就是利用性的本質所決定的，並不能以知識真理為依據，而隻能以“關係”、“私利”為中心。“博士學位為了培養少而精的理論型或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許多大學和攻讀博士學位的人並不明白這個道理，隻把它當作一種榮譽和身份，當做升官和求職的砝碼。現在，研究生教育已經變味，以致出現了烹飪博士。”中國人是永遠可以把任何與知識掛邊的事物當成工具用的，並不研究每一個教育的層次是幹什麼用的，需要什麼樣的人，分析清楚之後，依（遵循知識邏輯的規律）功用而行。而現實中，原來這就是他們所謂的“靈活”、“變通”啊！中國人在這方麵永遠沒有西方人認真，也永遠不會有西方發展得好，中國人在生存私利麵前是“什麼都可以”“亂來”的，所以他們永遠不如西方人懂得“運用”知識，他們隻是在“利用”而已！既然不能通過知識創造發展教育，就隻能通過人事關係“發展”教育了，他們必須通過人事關係中的權錢交易獲得這種虛妄的“學位”，以達到進一步“升官發財”的目的。這與古代的“發展”本質本沒有什麼兩樣。普通民眾、官員、老板，所有國民有幾個不是奔文憑來的，不是把知識當工具用的？
學校也必須通過“人事關係”才能發展。“不少大學的博士學位授予點，是用搞運動的方法，靠公關和打攻堅戰，用高薪挖院士而獲得的。有的甚至請省市的領導出麵公關。一旦獲得了博士點零的突破，就大肆宣傳，開慶祝大會，獎勵有關人員，真是無所不用其極。由於采取了這些不正當手段，某些新建的城市大學也有了博士學位授予權，碩士學位點幾乎覆蓋了大學的所有專業。”他們把功夫精力、資源等都用在了搞人事關係上了，用人事關係“發展”得來的虛名，標榜“進步”，自欺欺人，欺世盜名，害國害民。而不是把這些用在真正的知識探索、人才培養上，這種畸形的發展模式，不正是“利用性”的發展本質的體現嗎？他們並不下功夫通過培養年輕人，探索、創造出知識真理，去真正地發展，而是靠虛妄的人事關係，他們不講究任何知識真理層麵的規律，這種發展會真的可持續嗎？是真正的健康的發展嗎？可見，知識狀態不同，發展性質就不同。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喜歡這些虛名，因為他們確實沒有培養出一個世界級人才，也不可能培養出來。他們所爭取、“發展”的這一切，都並不是為了培養什麼人才，有了這些虛名，他們可以獲得相應的私利化利益。什麼是“八股化”的教育？什麼是“八股化”的本質？在今天可以一目了然。
“中國大學眾多的出版社和學報成了‘學術垃圾的生產地’。”“近年來，幾乎每個重點大學都發生過教授剽竊，抄襲事件，其中有校長、院士、院長、博士生導師、教授、博士等。多數大學做出了嚴肅的處理，但也有的大學不了了之，采取了姑息養奸的態度。有個別的大學，明明存在教授剽竊問題，不僅不處理，反而借助媒體吹噓‘對學術不端零容忍’”。
“雖然公開學術造假是個別的，但學風浮躁和浮誇卻很普遍，至於‘假項目’、‘假論證’、‘造假論文’、答辯走過場更常見了。我國的學術論文連年攀升，據說已超過德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了，但有多少原創性的成果？為什麼我國至今沒人獲得諾貝爾獎？為什麼所有一級學科的世界大獎也仍然還是零呢？現在幾乎每個大學都有出版社和學報，任何人都可以出書，有多少有價值？有人批評說，中國大學眾多的出版社和學報成了‘學術垃圾的生產地’。（引自，劉道玉：《徹底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
原本“以探求真理為己任的教授，其崗位與生活，不應受到政治、經濟等因素幹擾。”但“在官本位和人情觀念濃鬱的中國社會和高校”又怎麼能實現呢？他們想加強統治、利誘人心還來不急，又怎麼能讓大學“自治”呢？“分析過去長期以來高校的人事製度改革，幾乎全由行政領導主導，上世紀末北京大學將所有崗位分為三類各三級、清華大學將所有崗位分為九個等級的人事製度改革，將最高級崗位的津貼和最低級崗位的津貼拉開為10餘倍，就是學校領導們討論出台的方案。大家發現，幾乎所有學校領導、學院領導均上了重要的A崗，領取最高的津貼；而一名處級幹部的待遇，也要優於一線教授。改革成為某些利益共同體分享利益的手段。”（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教改三十年：隻是當時已惘然》）
“80年代以來，世界範圍內高校改革的主要特點就是政府放權、大學自治，基礎教育的改革是提‘民主化’或者‘自由化’，核心內容也是更大程度地擴大學校的自主權、鼓勵教育家辦學，提高學校的活力、質量、豐富性，滿足不同的教育需求。”（楊東平：《中國教改被延誤的太久了》）但中國的政黨為了個體私利是：他們寧可束縛著國家不發展，也不肯放鬆他們手中的專製權力。
僵死的教育、學術評價體製等是利用性知識狀態的一種現象反映，被逼著造假，而被逼者為了個人私利，又不敢反抗、改變這種現狀，看樣子利用性的確已經使中國人喪失了追求知識真理的意識與勇氣！他們任由甚至基本都參與這種事態發展下去，安於現狀。曆史從來都是模糊化的，混沌化的，都是從來認真不起來的，都是“難得糊塗”的混世哲學。那麼，混亂，造假，也必然會成為一種“時尚”與“文化”的！西方重視的是知識的實質，而中國隻重虛名，後果可想而知。“直到今天，評價教授的標準是什麼？是論文數、專利數、經費數？還是官位、名氣、財富？有教授頭銜的，太多不是從事有關學術和技術工作的高級人員，在我們的視野裏，演‘皇阿瑪’的演員不但成了教授，還當上大學院長，電視台的主持、T台的模特，不也都有了大學教授頭銜？而技術職稱與工資級別、生活待遇緊密掛鉤，已是常識，評上教授就當上教授，就一直享受教授待遇。”他們還盡可能地通過“霸權”打壓其他院校，搞“學霸”、“權霸”，等等，不一而足啊！而在這種曆史背景下，幾乎所有的合辦、二級院校、民辦、私利院校的辦學目的，無一不是為賺錢而來的，他們都不可能把精力放在知識真理的探索與真正人才的培養上，中國根本沒有這個傳統，有的隻是利用性的強大傳統。即使有少數人有這個心，也難擋“大勢”的趨向，學生為買證，學校為賣證，來往有序，交易分明。商業化，即使所有的公立學校，也基本上是這樣的本質，它是中國數千年曆史以來早已決定了的必然趨勢，是國民整體的“自然選擇”。那麼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越發展（也隻不過是生活上的富裕，知識層次上沒有什麼變化），腐敗的本質就越加暴露得明顯，前麵說過，因為中國的發展方式（主要是“人事關係”）本質就是以腐墮為過程“發展”的，也就是他們不能遵循知識真理的規律作為發展基礎（如西方），而是以腐化的方式與過程通過請客、吃飯，拉關係、走後門，搞歪門邪道來發展的，其本身就是腐墮性質，可想而知，以這種方式去“發展”國家，這個國家就隻能是越“發展”越腐敗，這也完全符合“一盛一衰”的基本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