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難逃的宿命
毛的時代，再次說明了：在知識真理不能被很好地認知、堅守、實現的時候，個人的、民族的長效利益就得不到任何保障，沒有進步意識與製度的建立，不知道什麼時候生存權利會再次被無端剝奪。社會文明就永不會進步，隻有“一盛一衰”的惡性循環。
利用性不需要嚴密的理論邏輯。中國曆史沒有邏輯，也不需要邏輯，可以說是利用性與專製一起拒絕了邏輯。在西方邏輯無疑給人類提供了有效的進步方法和工具，沒有邏輯西方的分析哲學不可能發展得那麼嚴密，也就不會有人類今天的各領域的發展成就。而中國社會自古以來就是拒絕運用邏輯（知識發展的方法和工具）的，當然拒絕運用知識，也基本就不可能產生邏輯係統。中國“發展”的動力早已“走樣”，它是由利用性所支配、形成的人事關係發展係統，這是最主要的模式動力。如果用邏輯方法去分析，也是很好理解的。首先中國人利用知識，使知識最終僵死，不再被更新，使知識僵死的動力是利用性與政治專製，利用性是本質，專製是推手。知識越僵死越容易被利用，從而形成了與西方“運用性”相區別的另一套發展係統——人事關係係統。西方以邏輯性的知識真理為依據，作為發展的基本模式，在他們發展觀中首先重視的知識及其規律，其次是關係、權力，而在中國首先重視的是關係、權利，最後才是知識（也是“偽重視”），這一點上篇中已經分析過了。上帝沒有規定每個文明係統的知識狀態必須是一樣的，所以有衰亡，也有興盛。當然也沒有規定不許相同，隻有相似的知識狀態的民族發展理路也是相似的。中國社會的求知、奮鬥的終極目的決定了“關係、權力”為本位的發展性質，即使被第三重視的知識，也隻是已經僵死掉的東西，人們從來不會信仰並發展它，人們在言行活動中，在個人與社會的發展中，就必然會去注重權力係統下的關係、人情利益，主要通過這種方式達到個人“發展”（富貴）的滿足，久而久之，由於整個社會都趨向權力利益，整個社會圍繞官場形成了非常複雜的龐大人事關係網絡，官場化社會也就形成，而社會的“一治一亂”的惡性循環，也就靠這一龐大體係維持，而且顯得“超穩定”。這樣一來中西文明各自的發展理路、本質與模式就非常清楚了。
而在這一人事關係網中，每個個體都是在圍繞以家庭為單位的生存私利的求知與奮鬥上，人們是通過越“發展”越腐墮的人事關係來達到各種利益“發展”目的的，由於進取意識的喪失這一切都不可能得到任何改變，最後不得不由腐墮而衰敗。人們的原則是：隻要能“發展”（就像當代中國隻要求保GDP一樣滑稽，隻盯著經濟利益而仍把知識當敲門磚），什麼都可以，什麼都不講究（不能按知識規律行事），當然也可以不講任何邏輯、原則。後來一切都混亂不堪了。僅僅能保持點原則的，也是在“做人”上，但又不是普遍的。這些都說明，中國之所以衰落是有其必然性的，並不是聳人聽聞的奇談怪論。
第三節利用性與“實用理性”
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實用理性”，簡單說，要想獲得知識就得去親身實踐，在實踐中獲取經驗；反過來說，不能指導、適用於具體實踐的東西是不會被關注的，極傾向於知識的工具性。實質上它都是圍繞生存私利展開而形成的“實踐服務於生活化的實用”的哲學。林毓生教授對這個概念的解釋是：一種肯定現實生活的世界觀。“在儒家思想中，這種肯定現實生活的世界觀所關注的倫理實踐，並與之緊密相聯。離開了倫理實踐，這種世界觀或生活態度便無意義。不過，實用理性並不隻是倫理實踐，它也同思辨的思維模式形成對照。在這方麵，實用理性同杜威的實用主義也有著某些相似性：實用理性也將有用性懸為真理的標準，認定真理在於其功用、效果。”李澤厚還認為“實用理性”與康德的“實踐”理性有一些共同點，這裏不再舉例。但中國傳統的實用含義是人們求知與奮鬥的整個過程始終“是直接經驗地與人群維係自身存在（生存——生活——生命）的根本出發點緊相聯係著。”（p29）“……主要不在如何敘說、解釋客觀事物或世界，而更在如何處理、調節人群社會、生活活動以及個體身心，以維持和延續生活、生命和生存。”也就是說生存利益始終是人們求知與奮鬥的中心，除此之外，別無他圖。但我認為“實用理性”仍是對中國文化特征、現象的一種總結性描述，猶如“崇尚自然”的概括一樣，它有自身的好處與不足，與杜威的實用主義的確很相似。首先，可以說實用主義本身並沒有錯，就像其他文化特征一樣，作為人們思想傾向的一個特征而出現，是正常的，西方產生了杜威實用主義作為西方眾多思想花朵中的一支，是有一定的受用群體的，它的產生也是文明開放、發展的必然，西方的自由社會給它們提供了良好的個性發展空間，與中國相似的創造是極容易產生的。實用主義，中西的不同是，一方麵“實用理性”這一概念本身是在“西風”吹過之後，受了西方哲學思想影響之後才產生的，中國原沒有這一理論概念，而杜威的實用主義，是形成的一個係統的理論體係，也就是中國原不重視理論推演，隻重實用即真理，而西方是兩者都講，並且理論指導了實踐（用）。
其次，實用理性聯係到實用主義或實踐理性，隻談到了實用理性與他們之間的區別和缺陷，隻是對實用理性存在現象的一種描述，盡管有延伸，但基本不離其核。包括李在內都沒有進一步發問，為什麼是這樣？難道是一個“文化心理結構”所能解釋得了嗎？或者僅把它定為一種文化特征，並沒有深入挖掘它的本源。
再者，由上可知，西方的“實踐理性”（康德）、“實用主義”（杜威）是由知識運用性所支配著的，他們理論體係的構建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而中國恰好相反，以實踐（經驗）決定知識的產生與否，或者說隻要與實際（生活、生存、生命）效用無關的知識都是無用的，而且這個經過實踐得來的知識也僅限於口耳相傳的經驗，或者幹脆就不傳述，讓你自己去體驗、品嚐。什麼都生活化了，不需要什麼理論推演、邏輯分析什麼的。這是當下的實用理性所能解釋的範圍，如果再深入探問，它為什麼會是這樣？或它到底與社會的發展、進步有何聯係？或是問實用理性之中的知識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與作用？等等，它就無法回答了。關鍵問題是人們不是真正重視知識，就不會知道隻要存在的知識都是有用的，實質上人們也就不知道什麼知識有什麼用處，隻關心能為“當官發財”所用的東西，但是當官發財隻靠“人事關係”就足夠用了，所以也不需要其他方麵知識的發展，這是互為因果的。所以，“幹得好，不如‘混’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