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英國崛起的秘密
——之運用性知識狀態
牛頓的影響是巨大的，他開啟了西方，當然也是人類的現代文明之路，由近代向現代文化的轉變，對西方的“道德、政治、技術、曆史、社會等等的某些中心概念和發展方向，沒有哪一個思想和生活領域能夠逃脫這種文化轉變的影響。”（p220）後來的哲學、思想、科學等領域都或多或少地受過牛頓的影響，“每個領域都希望出現自己的牛頓”。比如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的沙爾·傅立葉（1772——1837），他首先從牛頓的萬有引力規律獲得啟發。認為，牛頓發現了物質是靠萬有引力獲得自然統一的，他則發現，人類是靠yu望獲得社會統一的。
至於牛頓的影響我們不必再舉例。“與牛頓一道成為‘理性的時代’的偉大的‘新思想的象征’的還有另一位偉大的英國思想家，他便是洛克（1632——1704）。洛克的巨大影響不在自然科學，而是在除了自然科學之外的其他關於人類的理性（知識）的領域，在於對知識起源的哲學（認識論）的考察和對英國數百年來的社會理性（政治、經濟、道德……）的基於經驗主義的總結。他奠定了近代西方有關自由和民主的知識基礎。牛頓和洛克，可以說他們即代表了近代西方全部理性成就的最初的基礎。”（p220）信仰由上帝那裏逐漸轉注於求知，對“真”，對知識真理的探索與信仰，成就了英國。標誌著英國知識型社會的形成。知識型，即是整個社會民族以知識的創造為發展的根本動力。對知識本身的重視，是放在社會生活的第一受重視位置的，其次才是財富、權力。人們都認為是知識的不斷更新、創造，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及創造了新知識思想，又創造了經濟財富與新的政治結構。不像中國求知以權力、財富的獲得為終結，導致知識的死亡。當然英國的變革不是孤立的，還有一些其他方麵的輔助因素。
歐洲封建政治格局有一個很大的特征是，貴族永遠是貴族，平民永遠是平民，平民很少有晉身貴族行列的機會，政治權利都由貴族階層世襲壟斷，這樣、反而有助於人們把精力用在除權力之外的其他方麵，再者，有從古希臘繼承而來的求知精神與從古希伯來引進的信仰精神，作為人們心靈的依托。求知、求真的本能衝動，大大有助於形成一個良好的知識創造型社會。權力由極少數人擁有，而權術的爾虞我詐，虛妄不實的特征，沒有機會化為整個社會的普遍特征，沒有被政治統一、束縛在僵死狀態。權力一貫的虛實不定，與知識真理的“真”，形同冰炭，此消彼長，在知識型社會，權力必然是要弱化的，釋放獨立、自由的知識更新空間。並且必須以知識為社會尊重的重心，這樣的社會，法律才能真正具有強大的意義。社會也必須以知識型為重心，因為，一來知識思想的創造已經促使政治的變革，更有利於社會的發展，他也決定了新政治製度的產生。二來，知識思想的創造已經促進了社會的巨大變革，人們崇尚的是求真，知識真理（如民主與科學）。
英國對知識本身的重視，是中華民族不具備的。在前文中舉的英前首相皮特會見亞當·斯密的情形，首先說，以首相為首的權力階層，看重的是知識，是人才，最終體現的還是對知識的尊重。他們更清楚地看到，是知識的不斷更新創造，促進了政治結構的變革，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變革，是知識的力量，為整個社會創造出了巨大財富，更創造出了新的文明。新的政治格局、經濟基礎又很好地輔助了知識的再創造更新，以而產生了人類的現代文明，同又產生了現代性的政治製度與經濟景象。相反，中國曆史社會在官場化的極度鉗製之下，使“利用性知識狀態”這一同屬人性本能之一麵的狀態，被“大一統”的專製權力選擇出來，用權力財富做引誘，愚弄民眾，褻du文明，終於雙雙“同歸於盡”。知識是終極目的，還是生存私利是終極目的，知識在國民中的位置，決定了這個民族社會發展的理路。知識第一位，隻有知識型的社會，才是人類的唯一有進步意義的歸屬。
1727年，當牛頓去世，英國以隆重的國葬儀式，將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這裏一向是王公貴族的墓地。牛頓成為第一個安息在此的科學家。這在中國從古至今都是不可想象的。出殯的那天，成千上萬的普通市民湧向街頭為他送行，抬棺槨的是兩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教堂合唱的哀歌中，王公貴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學士們，一起向這位科學巨人告別。目睹了牛頓葬禮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為之深深感動，他感慨道：“走過威斯敏斯特教堂，人們所瞻仰的，不是君王們的陵寢，而是國家為感謝那些為國增光的最偉大人物建立的紀念碑，這便是英國人民對於才能的尊敬。整個社會在向一個科學家表達著由衷的敬意，這是一個國家對於科學家的態度，也是一個國家對於科學的態度。”一個民族舉國上下對知識真理如此重視，英國的進步與強大，稱雄數個世紀，及英語如今在世界無與倫比的廣泛度，都不是尚虛不實的利用性知識狀態的中國所能比擬的，他們是真正懂得知識力量的民族。正因為英語民族把真求知精神發揚到如此地步，“所以人類近代文明的新的突破和躍進是由他們首先開始的。政治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是最早在英國發生。從求知精神在英國呈現得最早且最充分來說，這一點完全可以理解。”知識狀態的創造性在英國全麵的體現，是運用性知識狀態的成功，“運用性”的關鍵在於民眾能否勇於追求被揭示出來的知識真理的實現，這是後文論述的要點。首先為歐洲提供了典範，更促進了整個歐洲對英國各種革命的效仿學習。
從現代文明開始到電器革命這一段時期，由英國迅速擴散到整個歐洲，希望各領域都出現自己的牛頓，人人都以“哥白尼式的革命”相標榜。“科學主義”成了歐洲乃至世界的風尚，加之達爾文進化論的出爐，使“科學主義”衝擊了社會中一切事物。
至20世紀初，知識創造的中心由歐洲轉移到了美國。或許是由於兩次世界大戰都在歐洲展開，把大批的知識分子都趕往了美國，這時的英國已開始沒落了，他的沒落的根本當然是知識創造中心地位的沒落為標誌。但依然保持著創造的活力，仍是運用性的，並不像中國傳統那樣的衰微，畢竟發展性質不同。美國延續了歐洲知識狀態傳統，不亞於當時的英國，它更開放，更重視知識，隻要你有才能就有施展的機會。相當自由與開放的環境為知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支撐出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
這個過程中，西方的知識世界震撼了日本，甚至韓國。這兩個有真求知性傳統的國家，他們有極度的求知yu望，認真精神，得以使他們的國家迅速崛起。這是其與西方在知識狀態上的相似處，他們也有認真求知的曆史。從英國等歐洲國家的曆史也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民族的最終沒落，首先是從知識狀態開始的。中國也是。隻是每個民族都有他沒落的社會製度層次。
所以，保持知識創造性狀態的持久性，是一個社會、民族自我更新能力的終極體現。首先，要如何塑造一個知識創造性的社會環境，這是需要社會整體變革的話題，是對社會整體力量的要求，它需要政治、經濟、思想觀念等整個社會的綜合提升進步才能創造出來的。這對官場化的中國是“極度”的考驗！其次，有了（引進的）新的知識創造，人們並沒有追求實現的傳統，隻有“做戲“的傳統，有了知識真理（如自由、民主）並不能追求實現，隻停留於書本上，用的時候唱兩句，不用就束之高閣。無論是統治者、還是廣大知識分子、民眾因為利用性知識傳統的影響與束縛，沒有熱愛、堅守，更沒有追求實現的勇氣，這是中國傳統知識狀態所導致的莫大悲哀，是國人對待知識虛與委蛇的莫大悲哀，更是國人前途的莫大悲哀！這是國人用自己的手對自己的未來開出的最不負責任的空頭支票！當然就像“儒學”一樣，手中雖然有真理（如仁愛精神，自由、民主），隻不過都不當真的來。其結果曆史已經給出了結果。如果這一點都做不到，就不要指望國人會創造出什麼來了！
知識更新是無止境的。對於政治與經濟上的既得利益者來說，任何改革舉動都是可怕的，在他們認為其就是不安定因素，所以就要看民眾自己能不能覺醒了。
總之，知識狀態活力一旦停止，這個社會的所有領域的發展也就停滯了。
第四節對西方知識狀態中幾個問題的分析
1、對真求知狀態的理論界定
真求知必須是對於知識探索的由衷熱愛。也隻有是由衷的對知識探索的熱愛、堅守、不畏艱苦的真求知精神，才能保障創造的實現。在本書開始就說了，熱愛是最能激發人的天賦、潛能的情感激素，爆發出超能量。堅守、是超能量得以持續湧現，並保障創造實現的堅強信念貫穿於探索的過程，並不畏艱險。愛迪生之發明燈泡，及他持續一生的創造發明曆程即說明了這個問題。如果愛迪生的發明創造隻是為了發財，那麼，當他發明了燈泡之後，也就是當他富裕之後，肯定不會再熱衷於發明創造，就像中國人一樣，當官發了財之後，求知就成為曆史了，剩下的隻有享受腐墮了，知識完全被丟棄了。但他沒有，他是以一生的持續創造，來證明他求索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財富，而首先隻能說明他對發明創造的熱愛。如果他是厭惡的、痛苦的，或是沒有興趣的，他不可能會持續一生。事實當是，是興趣、是對發明的由衷喜愛，才促使他發揮出了最大的才能。愛因斯坦告誡別人他發現相對論是出於對科學探索的熱愛。王選曾說：“為諾貝爾獎去工作，是十分可怕的！”那麼能可怕到什麼程度呢？“八股”，及八股教育所導致的社會後果，就是答案。
“八股”的產生，即是對知識利用性的求知結果，它就說明了，單為某種利益而求知，所逐漸形成的知識狀態，必然是導向利用性的，是與真求知完全相違背的一種知識狀態。並沒有導向對知識本身的熱愛與堅守，而是導向了利用，這是中西兩個完全相反的知識狀態，一個是真求知、一個是偽求知。那麼它們也分別決定了，一個走向現代，一個走向沒落。雖然中國曆史上並不缺乏真求知者，但形成不了獨立自由的知識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