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提出後，三農問題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如何解決農民增收、農業增長和農村穩定問題，這是關係十三億人口大國的經濟社會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來尋找適宜的解決途徑。
隨著改革開放市場經濟30餘年的發展，多方麵的構造指數和經濟指標表明，我國整體上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的後半階段，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壯大。從農業支持工業，到工業反哺農業；從農村服務城市，到城市支持農村。這兩大關係正在實現著從未有過的曆史性轉變。為促進我國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適時推進新農村建設，不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的要求。
1．社會主義新農村概念
對於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1955年，毛澤東組織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被宣傳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綱領，社會主義新農村在一些講話中被具體化和詳細化。1957年，劉少奇在湖南長沙市中學生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合作化以後的農村是新的農村，農民是新的農民”，現在的任務是，要“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農村而努力奮鬥”。這一時期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概念主要是從政治和所有製關係上說的。
人民公社時期的住宅建設，取消了每家每戶的小廚房，住宅和集體宿舍大同小異。三年經濟困難後期，中央提出“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思路，各地建築工作者為農民做出了住宅設計方案，並建議加強居民點規劃，以節約用地。
1981年，國務院轉發了第二次全國農村房屋建設工作會議綱要，提出了“全麵規劃、正確引導、依靠群眾、自力更生、因地製宜、逐步建設”的方針，明確要求各地分期分批把村莊規劃編製出來。1982年，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設立鄉村建設管理局，自此，村莊規劃正式列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原國家建委和農委聯合頒布了《村莊規劃原則》，對村莊規劃的任務、程序作了原則性的規定。隨後，中共中央連續五年下達的一號文件，均是關於三農問題的文件。
2003年，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年後，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著名的“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明確指出“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我國總體上已經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
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曆史任務。”要開展新農民、新房舍、新設施、新環境、新風尚建設，這五個方麵缺一不可，共同構成小康社會“新農村”的範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構建和諧社會、小康社會息息相關。
2006年，中共中央頒布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指出“科學製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規劃；加強村莊規劃和人居環境治理；加快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的領導。”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做出了全麵係統深刻的闡述，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質概括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字目標，明確加快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製，是對解決“三農”問題政策方針的全麵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