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這個曆史的主人，是個奇怪的物事。它往往會把過去一度爭論不休而未曾定論的問題漫不經心地拋在一邊，使其融化在曆史之中；也常常會舊話重提，把過去自以為已理想地解決了的、無人懷疑的問題重新從曆史的記憶中喚出，使其再度引起人們的回味、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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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摧毀帝國的重型炮彈
1917年夏天，世界大戰的風雲所激起的獼漫硝煙仍然籠罩著歐洲大陸。在俄國彼得堡郊外的拉茲裏夫湖畔，一座極不惹眼的小小茅棚裏，卻顯得異乎尋常的平靜。
一位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埋頭書案的人，時而沉思默想，時而奮筆疾書，戰爭似乎離他很遠很遠……：然而，他卻是使這場戰爭轉變為革命，使世界革命化的“本世紀最危險、最堅決的革命者”--一個名字叫做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烏裏揚諾夫?列寧的人。
或許是出於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天才預見，或許是出自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列寧敏銳地覺察到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正在成熟：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被統治者也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無產階級革命已經迫在眉睫。因此，研究和闡明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為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提供“批判的武器”，成為革命領袖最為重要和最有意義的活動。
《國家與革命》誕生了。這是一枚重型炮彈，是思想家對曆史和現實進行無情批判的炮彈。它的爆炸，注定要改變世界的現成秩序和曆史的發展進程。因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
1917年11月7日，“震撼世界的十天”開始了。“批判的武器”轉化為“武器的批判”，它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界。
歐洲現代文學大師斯蒂芬，茨威格曾把列寧從歐洲返回俄國時乘坐的列車比作一發射向舊俄國的炮彈。其實，把《國家與革命》比作這發炮彈更合適。他是這樣寫的：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已經發射了幾百萬發毀滅性的炮彈，這些衝擊力極大，摧毀力極強，射程極遠的炮彈是由工程師們設計出來的。但是，在近代史上還沒有一發炮彈能……射得那麼遙遠，那麼命運攸關”。
B 來自哈佛大學的研究報告
1971年2月，美國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卡爾?多伊奇和兩個同事在美國《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項研究報告，列舉了從1900年到1965年的62項“社會科學方麵的進展”。作者關於社會科學成就的標準是：一個理論或一項發現，說明了一種“對一些關係的新理解”，或者規定了具有“如果……那麼”這種形式的可驗證的命題，或者產生了“一種實質性的影響，從而導致進一步的認識”。依據這一標準，他們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的三項社會科學成就，除了一項為毛澤東的“農民和遊擊隊組織與政府”的理論外，其它兩項是列寧的“一黨組織和革命理論”與“蘇維埃型一黨國家”的理論。
這裏，我們無意評價這份研究報告的標準是否公允，研究者的視野是否偏狹。我們感興趣的是，這份報告提到的列寧的兩項社會科學成就，恰恰都與《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密切相連。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由於《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決定了的。
《國家與革命》是一部關於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經典。在這部著作中，列寧根據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經驗，駁斥了第二國際機會主義領袖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歪曲，完全恢複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學說的真正革命內容；並且徹底解決了日益高漲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實際提出的問題，即勝利了的工人階級用以代替舊的國家機器的隻能是蘇維埃這種具體形式的新國家，等等。
《國家與革命》的思想應用於東方革命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證實了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具有相當普遍的指導意義。不過，列寧還進一步指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