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4日，建築老板劉某為索取欠債，召集數十人“出警”，出警成員和劉某均被警方抓獲。而“出警幫”成員的家屬跑到劉某家裏，說是按“道上的規矩”向劉某妻兒索要“安家費”20餘萬元，新賬舊債，一筆又一筆，劉某自食其果，將自己和家人推入絕境。
大概，打打殺殺的“地下出警幫”，在整個黑社會組織中還隻是低級形態，或者是高級組織中浮在社會麵上的那一部分低層人員，其危害雖然不能說小，但畢竟如同風吹浮沙一般，掃蕩起來不見得特別困難。
高級形態的黑社會組織，控製產業，滲透於行政，乃至可能直接謀取公權，“亦白亦黑”，進而使其特殊利益獲得政策、法規的保護，減弱公民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方麵的正當權利。“地下出警幫”並非黑社會組織的高級形態，但能夠比高級形態更讓人感受到“黑道”的存在。
《教父》是敘說黑社會故事的多部集巨片，從中可以看到一個黑社會組織的發跡過程，從街頭鬧事、入室偷竊，終至架構完備，形成跨國性的“亞政府”形態。影片在敘事結構和鏡頭調用上，都隱含著黑社會組織與政府管治、“地下”與“地上”的同構和映射關係，給人印象是兩者幾乎形成表裏互見的糾結。
這確實是一部天才影片，透過表象發現了日常生活中可能出現的“黑白共治”狀態。在普通人的生活裏麵，“地下出警幫”頻繁活動，大概就是如此，它產生了一種地下的糾紛解決機製，警察作為法定糾紛解決者被取而代之。
地下出警幫”活動在不光明的地帶，但其服務也能覆蓋整個城市。例如，去年曾見到報道，河北邯鄲也有“地下出警”隊伍，規模竟至上千人，拿固定工資，並且根據“出警”情況考核績效。對於部分人來說，“地下出警幫”既可以是將個人恩怨直接訴諸黑道暴力的工具，也可以是對糾紛獲得警察解決失去信心之後的替代方案。
就此，可以說，“地下出警幫”既是警察權威的直接侵害者，也可能被作為警察服務的不合法的競爭者。“地下出警幫”可能確實有生意，但沒有任何理由對這種“市場需求”予以肯定，這樣的市場沒有合理性可言。不過，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應引起社會管理者的自省，不僅要自省打擊是否足夠有力，而且要自省服務是否能給人足夠的信心。我們已經看到，警察與黑社會組織成員之間，有人可以如同陰陽合體，遊走兩極。掃黑風暴中落馬的就有警局的高中層人物。
某種程度上，合法的社會治理與非法的黑社會組織，都會形成某種社會秩序，能夠區分它們的，隻是一個在陽光下，一個在暗道裏。這就是說，隻有將自身充分地展現在陽光下，才能證明和保證權力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