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時候，我在沈陽民族街的老房子裏，看到了連環畫《三毛流浪記》。那是一個殘破本。哥哥姐姐，還有他們的同學等一幹人統統看過的。那時正當“文革”年間，不讓看這種書，他們似乎是偷著看的。可以想像出來，他們一個個做賊般地翻閱，十幾個幾十個回合過去，封麵沒有了，封底也沒有了，第1頁沒有了，第2頁也沒有了，最後輪到我從暖氣管子的拐角處發現，隻剩了核心部分，書角也都紛紛然翻卷起來。
我看到的畫麵是：馬路上，三毛蓋著一張報紙睡覺。一個坐轎車的有錢人，從車窗丟下一個煙蒂。於是，苦命的三毛又遭了一回火災……差不多和三毛同齡的我，為可憐的三毛擔心，也為他不平。
多少年過去了，一直想著那個大大的頭上有三根毛的小朋友。“他後來怎樣了？”青年之前，我常想這個問題，如青年之後常想“娜拉走後怎樣了？”。但卻並不知道還有部相應的電影，“文革”讓我們那一代人無知，或許這正是“文革”的本意。直到1982年，家裏買了一台黑白電視機，無意中在屏幕上看了這部電影。記得當時，哥大叫一聲：“三毛呀……”於是，我們一同看，旁邊是我們倆共同的小外甥。雖然拷貝有點老舊，不時出現“雪花”，但不影響三毛形象的鮮明與深刻。我這時已是20多歲，和年幼時不同的是，我開始關注那個小演員。覺得他真是了不起，那麼小，會把人物理解得那麼透徹，表現得那麼生動。可對於這個演員，卻一無所知。
2000年春，終於在一本電影期刊上看到關於這個演員的簡介，知道他的名字叫王龍基。於是，決定到上海采寫這個人物，向讀者介紹他的生活。通過朋友找到他的電話後，聊了一會兒，發現這是個直率熱情的人。很快，我來到上海。
那天我住在一個精致的江灣賓館裏，是《解放日報》的老朋友王寶梅安排的。早晨起來，看外麵下起了綿綿江南雨。心說，他可能不會來了。可是，9時一到，門鈴響了，開門，看見一個披雨衣的中年男人。“我是王龍基！”他一邊脫水淋淋的雨衣，一邊忙著自我介紹。和我大致相同的性情，一個不大在意客套的人。
采訪開始了。大約一個上午的時間。我聽到了這位當年的國際大童星和“三毛”之間的全部故事。結束的時候，外麵的雨仍在下著。我送他到樓下，吃驚地發現他是騎著自行車來的。那個時候，他因為卓越地經營印製電路產業，早已進入中產階級。
這年的“六一”兒童節，我供職的《沈陽日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特稿《伴隨三毛五十年》。很快，《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羊城晚報》、《青年文摘》、《作家文摘》等近百家大小報刊相繼轉載。我把這些報刊寄給了王龍基，他很高興。他把我的稿子拿給新華社駐上海分社的資深記者高天，那位老先生說：“這篇稿寫得好，難怪轉載率這麼高。”我們的友誼從這時算是正式開始，幾乎每月都有電話來往，他比我大16歲，我已沒深沒淺地叫他老王了。
這年七月，我來到上海，采訪科學家江曉原，我們再次見麵。這回，他給我介紹了新朋友，就是“三毛之父”——著名漫畫家張樂平的兒子張融融。我們在一有名的飯店裏，吃上海菜。大家談得很好，王龍基送我一整套三毛形象賀卡，張融融送我一套由張樂平親自鈐章的《三毛漫畫全集》。回到家，兒子看了高興，拿到學校向眾同學顯擺：“我爸認識三毛，你爸認識呀？”兒子在同學中的威望因此而陡然升高。
這樣，交往就多了起來，每到上海，我們都要聚。
采訪孫道臨、陳鯉庭二人的願望一直沒有實現，因為兩位大師年事已高，基本不接受采訪。跟王龍基一說，他憑著與兩位先生的友誼，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孫道臨先生居然破例談了兩個多小時。
沈陽距上海畢竟太遠，平時，我們來往，主要是靠頻頻的電話問候。見一回麵，就高興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到了上海，為了給他一個驚喜，先到了市委宣傳部錢華飛的酒桌上，才告訴他的。見了麵，他真是又驚又喜。第二天，他開車來接我去看他在國際花園新買的寫字樓和住宅。他這時，終於舍得買車了。然後，又帶我去看他的會展中心。中午，又是找張融融，三人其樂融融一把。
2001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的尹龍元先生在給我出完《尋找英雄》後，覺得不過癮，又要給我出新聞作品集。這就是後來的《幕後新聞》。尹老師在我提供的數十篇新聞作品中，率先拽出《伴隨三毛五十年》並且，把王龍基的頭像做在了封麵上。電話告訴王龍基，他很高興，說，好，我包300本，送你100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