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十年代後期，上海西南角的漕河涇，還遠沒有現在這麼繁華。那時中環路才剛開始修路坯，漕河涇開發區正在圈地，地鐵9號線可能連規劃都沒有。漕河涇的中心區，隻有那條破敗的宜山路，兩邊立著陳舊的蘇聯式樓房，入眼皆是灰撲撲的色彩。
一個20歲出頭的年青人落寂地走在泥濘的街上，穿著那時剛流行的水磨牛仔衣，兩眼茫然地看著兩廂式公交車渾身亂響地從身邊駛過，在前方的車站停下，擠下來一堆穿著灰色工作服的人們，然後又擠上一堆人，把公交車塞得滿滿的，才匆匆開走。
這個年青人叫陳文毅，7月份剛從武漢的一所大學畢業，分配回家鄉福建一座小城市的國營工廠工作。那個年代的大學生，都有點天之嬌子的感覺，大學生少嘛。可是陳文毅一進工廠報到，卻被安排到車間當工人，拿著七十多元錢一月的工資，整日在塵囂下翻砂倒模，美其名曰到生產一線鍛煉。他想不通讀了四年大學，卻來這幹不用文化的重體力活。在一次聽工友閑聊中說起，廠裏分配來的大學生，都要在一線鍛煉兩年以後，才可能去坐辦公室，他下定決心，辭職出去闖。這時離他分配到這裏上班，不過兩個月。
陳文毅選擇去上海做生意，因為家鄉農村的許多親戚都在上海賺到了錢，何況他是一個大學生。
那時漕河涇的附近，成片的菜地中還點綴著一些小村子，但是村民們的主要收入，已經不是靠種蔬菜，因為不知從何時起，大批外地人前赴後繼地來到村子裏租房，房租收入已足以讓村民過上愜意的生活。這些外地人以老鄉關係，自然形成了一個個小群落，久而久之，村子裏的原住民竟被他們完全湮沒，甚至連原有的村名也丟了，在人們口中隻聽到“浙江村”、“福建村”、“安徽村”等等稱謂。這些近郊的村子，日後會有一個新的名字——城中村。
租住在這些村子裏的外地人，以做小生意的居多。陳文毅的親戚們正是租住在福建村裏，做的是土特產生意，把家鄉的土特產販賣到上海，他們對他一個大學生也來混這口飯吃很是不解，但還是很熱情地在租住的農家屋子裏，用長凳加搭了一張床，鋪上草席給他住。
陳文毅對未來並沒有清晰的規劃，隻是憑著一時的意氣來到這裏。親戚借用上海人的工作證，給他辦了張公交車月票，他就帶上土特產的樣品，開始了在上海的推銷生活。
那時的上海，街道裏弄裏，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工廠，有國營的、集體的，甚至是街道辦的近似小作坊的小廠。陳文毅隨著親戚，每天都去這些地方上門推銷，遭人白眼，被人驅趕是家常便飯。半個多月下來，他一筆生意都沒做成。
這天中午時分，陳文毅在蘇州河邊的華東政法學院下了車。走進校園的時候，心裏是莫名的滋味，幾個月前，他還是和他們一樣的學生，如今卻成了一個街頭小販。
他在校園裏漫無目的地逛著，幾乎要忘了是來推銷土特產的。後來他逛到了教職員工宿舍區，看到路邊一些散步的老人，才想起此行的目的，硬著頭皮上前和人搭腔。
幾個老人看了他帶的香菇和筍幹的樣品，蠻有興趣的，可他們滿是狐疑的目光，讓陳文毅漲紅了臉趕緊收拾東西離開。走了沒多遠，有一個人在後麵叫住他：“小兄弟，我看一下你賣的東西。”
他回頭一看，是個年約五十歲左右的男子。他看了看後說：“你這些東西還不錯，價錢也便宜。”
陳文毅喜出望外：“那你要買嗎？”
男子說：“我要買，要買很多。我在學校裏有好幾個店鋪，這些香菇、筍幹都是上海人愛吃的，價錢合適會有很多人買。”
陳文毅說：“那你要買多少，我回去拿。”
男子說：“我們這裏做生意的辦法是這樣，你把貨先給我，等我賣出去了再付錢。我的店鋪都開在這裏，跑不掉的。你看見沒有，前麵拐角那家店也是我開的。”
陳文毅看過去，是有家小賣部開在那。“這個……”他猶豫。
“小兄弟，做生意象你這樣一件一件地賣，要多久才賺得到錢呀！你要一次就大批量賣，雖然每件的價錢要低一些，可是總數就多呀。”
這個道理我懂，可是……
男子笑了笑，領他走到小賣部前，對坐在櫃台裏的一位中年婦女說：“小張，今天賣了多少？”
“劉老板呀，和平常差不多。”婦女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