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廉·法倫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建議，美國應突破現行與日本、韓國分別建立的雙邊同盟關係，推動韓日美三邊軍事合作。也就是說，以往的美韓及美日軍事同盟彼此是不相通的，但美國現在要聯合它們，加強在東亞的軍事主導。同時，在同一場合作證的駐韓美軍司令伯韋爾·貝爾透露出同樣的信息：美日韓三角軍事合作應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目前，美國與日韓的軍事合作形式是冷戰的產物，基本是美日軍事同盟與美韓軍事同盟“兩條線”，但美國今後要把它們打造成同盟“鐵三角”。與美韓、美日間長達半個世紀的密切的軍事同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三邊的軍事合作一直處於非常低的水平。三國隻進行過工作級的防務磋商，而且隻是在朝核問題上交換意見。每年美日、美韓之間都要舉行多次軍事演習，但美日韓三國從來沒有在一起搞過真正的軍事演習。以前，美國曾試圖在日韓之間建立穩固的軍事紐帶，1995年，美國通過東亞及太平洋安全報告，提出推進構築三國軍事同盟體製的方案。這一方案計劃以美日同盟為主幹將韓國納入體製。2005年7月，日本陸上自衛隊幕僚長訪韓，與韓國陸軍參謀長商議了建立軍事合作體製問題，同年8月韓國國防部長官尹光雄和日本防衛廳長官大野功統會晤，討論了簽訂軍事交流協定等合作方案。兩國還定期召開國防政策工作會議，實現軍用飛機和艦艇互訪、軍事院校互換留學生等30多項交流活動。
2006年3月美國參議院舉行聽證會的主題是探討美軍如何應對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挑戰，北約盟軍最高司令詹姆斯·瓊斯、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法倫、駐韓美軍司令貝爾等出席了聽證會。作為太平洋地區美軍的最高長官，法倫在作證時特別指出，中國的軍力發展、朝鮮的核計劃以及東南亞的恐怖主義等對美國來說是挑戰。法倫表示，為了更好地應對挑戰，美國在加強與日韓雙邊軍事同盟關係的同時，也要把它們發展成為一個三邊的軍事合作機製，“希望能促進三國間更穩固的軍事合作”。法倫還表示，歡迎韓國把視野擴大到地區的安保和安全上。美日同盟、美韓同盟應針對亞洲安全環境的變化而采取對應措施。貝爾在聽證會上還提到了另外兩個重要的議題，第一，駐韓美軍將從純半島事務中抽身，變成一支地區軍。第二，把目前在韓國留守的聯合國軍司令部轉變成“多國聯合軍機構”，以便在朝鮮半島發生戰爭時，驅使多國參與軍事行動。
法倫和貝爾的上述證詞表明，美國已經著手調整其東亞戰略，而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構建不同於以前的美日、美韓雙邊軍事同盟的三角軍事同盟。但是，美國要打造東亞三角軍事聯盟，最重要的是促進韓日之間的軍事合作，否則再怎麼搞也隻是兩條線，而不是一個“鐵三角”。當然，必須指出，構建美日韓三邊軍事同盟體係是美國的主觀意圖，由於日韓雙方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和爭端，如韓日在參拜靖國神社、曆史教科書、獨島（日本稱竹島）等問題上分歧巨大，雙方政治關係經常陷入僵局。在這種情況之下，日韓雙方建立軍事同盟關係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在美國的主導下，美國與日本和澳大利亞正在構建一個三角軍事安全同盟體係。
日本和澳大利亞在2003年簽署了一份雙邊備忘錄，從而啟動了雙方之間的戰略對話，其中包括軍艦和飛機定期互訪等交流活動。2007年1月，在美國的促成下，日本和澳大利亞簽署了防務協定。2007年3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來訪的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在日本首都東京簽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以加強兩國在軍事領域的合作。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規定通過情報共享、軍事人員高層互訪以及在訓練方麵進行廣泛合作。
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是繼日美聯合宣言之後，日本與外國簽署的第二份帶有軍事聯盟性質的文件。該宣言的中心內容是：日澳兩國決定設置由外交、防務官員組成的“日澳安全保障磋商委員會（2＋2）”。兩國將加強情報合作和聯合軍事演習。新協定明確表示，兩國“將進行合作，以求和平解決與朝鮮有關的問題，其中包括朝鮮研製核武器、彈道導彈活動以及綁架人質等人道主義問題”。
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有利於美國在導彈防禦係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整合亞太聯盟體係，形成“亞洲版北約”式的鐵三角，共撐太平洋反導盾牌，其戰略意義非同一般。日澳軍事合作的主要目的有以下四個方麵，這也是日澳軍事合作可能的發展方向：一是在麵臨陸上導彈威脅時日本為澳大利亞扛起前沿防禦的重任，而在麵臨海上潛艇發射戰略導彈威脅時，澳大利亞可以在太平洋腹地為日本撐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二是雙方共享導彈預警信息，在美國的支持下在太平洋上空形成一個針對導彈威脅的偵察監視網；三是雙方采取海上聯合行動，共同攔截載有可疑物品的船隻，阻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四是雙方在東南亞重要的海上通道附近共同施加影響，確保各自的能源和海上運輸安全。
在亞太地區，日澳所要積極發展的反導係統正是美國主導的，而且，反導係統運作所需的具體裝備與情報網也都要由美國來提供最大支持。可以看出，日澳加強軍事合作正是美國聯盟體係力量的進一步整合與加強。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就分別與日本和澳大利亞締結了安全聯合保障與軍事條約，從那時起日本與澳大利亞就成為了美國伸向太平洋的兩條臂膀。如今的日澳安保體製無疑是使一個鐵三角實現了閉合，使美國的聯盟體係更穩固，也讓此前就不絕於耳的“亞洲版北約”猜想再次浮現於人們眼前。
美日澳鐵三角形成的標誌是美日安保協議、美澳安保協議和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言。在2007年3月前，日本和澳大利亞已經分別同美國建立了“2+2”外長和國防部長會談定期會談機製。新簽訂的日澳安保宣言名義上著眼於災害救援和聯合國維和行動等9大公共安全領域，但其實是以美國主導的亞太安全架構中的一環，甚至為將來可能的亞洲版北約、地區導彈防禦係統開路。
第三節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
亞太區域合作的影響在和平與發展業已成為時代的主流的曆史條件下，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在國際政治的實際生活中，一股逆曆史潮流而動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思潮仍在泛濫。可以說“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這兩個詞彙相當程度上已成為美國等有關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所作所為的代名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亞太地區盛行，嚴重地影響著亞太區域合作。
在政治上，美國霸權主義行徑在政治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美國無視各國在曆史傳統、文化積澱、現實國情等方麵存在的諸多差異，自認為本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憑借自己唯一的超級大國的地位，以超強的綜合國力為後盾，向包括亞太地區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強行推行本國的政治製度、意識形態、政治文化乃至政策措施而無所不用其極，在嚴重侵犯他國主權的同時，也惡化了和其他國家的關係，極大地影響和阻礙了亞太區域的政治合作。
20世紀50年代，美國為了遏製社會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悍然發動了朝鮮戰爭。這場戰爭，不僅使一個原本統一的國家從此一分為二，造成同血同種、同根同生的兄弟間的隔閡日漸加深，使朝韓兩國至今相互之間仍充滿了疑慮和不信任，而且也在亞太地區一些國家之間造成了極大的誤解，使它們遲遲無法實現關係正常化，嚴重阻礙了亞太各國間的政治交往和亞太地區的區域政治合作。
為了遏製中國，美國長期以來實行敵視中國的政策，阻礙中國的統一大業。在台灣問題上，沒有美國的幹預，這個問題不一定會產生；沒有美國的插手，這個問題也不會如此錯綜複雜而且牽涉甚廣，影響甚大，到現在都遲遲得不到妥善的解決。由於美國的幹涉，統一台灣這一原本完全屬於中國內政的問題日益被國際化。目前，台灣問題在耗費中國大量的外交資源的同時，也成為中國和某些亞太地區國家關係一個不穩定因素，更成為影響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不利因素。美國等國在對外關係方麵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亞太區域政治合作的負麵影響是巨大的、明顯的，而且應該說也是長期的，這是亞太地區各國在開展區域政治合作時所必須麵對的一個基本現實。
美國通過各種途徑向包括亞太地區在內的全世界推行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力圖建立和維護美國的文化霸權。1991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理想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體係”。
在經濟上，不可否認，美國的市場經濟製度設計和具體運作都堪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度的典範，但這並不足以成為美國對他國經濟製度進行橫加指責、無端幹涉的理由。然而，在實際的國際經濟交往與合作中，美國無視他國的具體國情，對別國的經濟製度指手畫腳。在與亞太地區的經濟交往中，這方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對待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態度與政策。美國無視中國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的基礎上大力實施、推進適合本國國情的市場經濟體製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顯著成績，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給中國市場主體在同美國的經濟交往中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嚴重阻礙了雙方的經濟交流與合作。
美國這種粗暴的行徑，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經濟主權，而且勢必對兩國的經濟交往產生嚴重的影響。當然，美國在經濟領域實行的霸權主義絕對不止於此，而且深受美國經濟霸權主義之害的亞太地區國家也決不僅止中國一家。美國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領域的霸權主義行徑，業已對本地區的經濟交往與合作產生了極為負麵的影響。隻要美國不改變這種的霸權主義行為方式，這種負麵影響就會一直存在下去，該地區其他各國也勢必付出更大的代價，而美國本身也未必會從中獲利，最終的可能是一個“雙輸”或“共輸”的結果。
美國就中美經濟關係中人民幣升值問題、知識產權等問題的幹涉充分地體現了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麵目。美國無端將中美貿易中中方的順差歸咎於中國的經濟政策，並粗暴地幹涉中國相關經濟政策的製定和調整，公然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且為逼中國就範，甚至做出種種威脅。製定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是每個國家的內政，別國根本無權幹涉。而且，自從美國發出這種聲音後，世界上的反對聲就不絕於耳，被譽為“歐元之父”的蒙代爾說：“中國目前不宜調整人民幣彙率。人民幣升值不僅對中國不利，對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國家也沒有好處”，人民幣彙率應“以不變應萬變”，指出了人民幣升值10大危害。蒙代爾還一語道破美國的荒謬邏輯：“本國經濟出現了問題，就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這種做法很奇怪，在貨幣史上也是罕見的。”同時，亞洲開發銀行也在自己的一份報告中表示，中國占美國進口的13.4%，出口的4.3%，在美國貿易中所占比例相對較低，這將減小升值帶來的變化。該報告稱：“與普遍看法相反，升值將對美國貿易逆差影響甚微。”報告還用具體數字進一步說明：“即便升值使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減少一半，並令美國對華出口增加一倍，那也隻等於將美國貿易逆差減少290億美元左右，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