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說，好，我給你68000兩銀子，你到美國去采購機器，我們自己造槍造炮。容閎揣著錢就走了。按照當時官場的說法，隻要碰了公款，這可就是美差。後來容閎回國的時候，曾國藩已經不在兩江總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閎一定會來給他送禮，所以他就給自己的兒子曾紀澤寫了一封信，說容閎上門，一定會送禮，你也別不收，但也別多收，20兩銀子之類的禮物你就收下好了。
這就是曾國藩的原則：不給他人難堪。
還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這個原則。他到京城的時候，不是帶了2萬兩銀子的銀票，在京官當中散嗎？但是他在兩江總督的任上，小金庫結餘的是3萬兩，按說他都能帶走，但是他沒帶，隻帶了2萬兩。
那剩下的一萬兩怎麼辦？他寫信給他兒子，說這一萬兩你替我散給窮人，但是隻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張旗鼓地散。為什麼？因為我不願意當一個清官。
這件事背後的邏輯是什麼？曾國藩自己寫道：“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與雖美而遠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為情。”就是說，我喜歡美名，別人也喜歡。如果我一味地圖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歸於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別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時候，就會很難堪。如果讓他人承擔了這樣的名聲就不好了，不能讓他人難為情。
內聖外王的人生境界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為曾國藩梳理一下，他到底達到了一種什麼樣的人生境界。都說當官要讀曾國藩，我們在他身上到底要學點什麼呢？
要知道，在中國古代的文化氛圍裏，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統治下，整個世界的人格分成兩種，一種叫君子，一種叫小人；一種叫聖賢，一種叫奸賊。奸賊和小人就不必說了，禍國殃民，隻為私利，當然是不好的。可是聖賢和君子呢？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大義在手，所以就用這種道德標尺，不僅要求自己，還要求周邊的所有人。
舉兩個例子，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方孝孺跟燕王朱棣之間有一段著名的對話，朱棣說，你給我寫即位詔書，我要當皇上。方孝孺說，我就不寫。你不寫，你不怕我誅你的九族嗎？你誅我十族又如何？所謂十族就是包括自己的學生。朱棣就真把他所有的親戚，包括他的學生，全部處死了。
海瑞更是如此——我清廉，一介不取；我窮，在衙門後院自己種菜吃。但與此同時，他也用這種標準來要求自己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難堪，這就是曾國藩講的“蓋難為情”。
所以，聖賢和君子固然非常值得尊敬，但是他們與周圍人的關係未必好。因為他的道德標準已經高到了那個樣子，光芒萬丈，所有周圍的普通人、俗人在這種光芒的照耀下都自慚形穢，他們就會離你遠遠的。海瑞最後複出的時候，他隻是被作為一個道德標杆擱在那裏，誰都不願意跟他共事，更別提幫助他成什麼事了。
曾國藩所實踐的，恰恰是儒家一個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內聖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讓自己在內心裏成為一個聖賢。但這還不夠，這種人生還沒有登頂，真正的登頂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業的。
一個人做事的時候，關鍵不取決於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幹，關鍵取決於你能調動多少資源來幫助你。這個時候技巧就出現了，如果你不僅要追逐內聖，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僅要當一個君子，還要有能力調動一切能夠幫助你的力量，來幫助你做成這一番事業。
隻有搞清楚了這個邏輯，你才能明白曾國藩一生當中最令人費解的轉變是怎麼發生的。曾國藩在當京官的時候，喜歡跟什麼人搞在一起？就是後來典型的頑固派，比如說像倭仁這樣的人就覺得自己是理學家、道學家，一輩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為他承襲的是孔孟的道統。
可是，中年之後的曾國藩反而成為洋務派的代表，對一些外洋庶務所謂的“奇技淫巧”，表現出了強烈的好奇心，做出了當時士大夫當中非常罕見的開放和包容的姿態。
這是一種轉變嗎？
當我們深看一層的時候，會發現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轉變，而是因為曾國藩追求的就是“內聖外王”這種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話叫“泰山不辭細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資源，曾國藩都不會拒絕，隻要他內在還是一個聖賢就行了。
回到《曾國藩的正麵和側麵》這本書，在序言當中，有一段話讓我印象非常深，說曾國藩這個人給我們呈現出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曾國藩全麵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