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了。這是一本後來產生了重要影響的著作，但在19世紀後半葉的最初一段時間裏，達爾文關於人類起源和生物進化的觀點並沒有被科學界所接受，人們對它的爭論和懷疑，就像對其他很多最新產生的科學研究一樣多而荒誕。甚至，在這本多達三十多萬字的書裏，即使達爾文用了大量的篇幅來“回答世間的質疑”，但他還是總結說“全書是一篇綿長的爭論”。
曆史上，關於對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的爭論，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發生在《物種起源》發表後不久的1860年6月30日的牛津大學。當時，牛津主教韋爾伯福斯問自稱“達爾文的鬥犬”的托馬斯·赫胥黎：“究竟是他的祖父一族還是他的祖母一族是從猴子傳承而來的？”這個譏諷理所當然地引來哄堂大笑，顯然在聽眾看來，被視為猴子的後裔是一件可恥的事。赫胥黎對此的回答有多個版本，據他後來在一封信中的回憶是：“如果問我，我是願意有一個可憐的猿猴當祖父，還是願意有一個有著很高的天賦和巨大的影響力，卻利用這些才能和影響力純粹隻是為了在莊嚴的科學討論中進行譏諷的人當祖父，那麼我毫不猶豫地斷言，我寧可選擇猿猴。”
這個故事在孟慶祥看來是進化學說在人類情感方麵受到的困擾的一個典型。在距離《物種起源》發表已經將近150年的今天，這類爭論早已因科學的研究印證而煙消雲散，但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所產生的影響力，至少在經濟學領域產生的影響力遠遠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孟慶祥在本書的開篇就寫道：“把進化論和人性以及經濟結合在一起的著述不算太少，但是深度有限，本書就是要嚐試深入淺出地解釋進化論之於人性和財富的深入而廣泛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本書無疑是一部有野心的著作。
我完全同意孟慶祥對公司進化的闡述，他認為，理解進化邏輯是進化論研究企業和經濟進化最關鍵的意義。進化的邏輯幾乎可以揭示所有的疑問，其原因在於企業處於競爭的環境中，它的生死存亡總是與周邊的環境，各種各樣的經濟體相互聯係、相互依賴、相互鬥爭。人們高估了自身的能力，對自然的生存環境卻相當缺乏思考。進化論的哲學思想提供了人們思考諸多問題的框架，進化論的成果有時又可以給人們直接的啟發。
在敘述的開始，孟慶祥就設置出了一個問題：對於現代企業而言，它的發展過程和生存狀態，同樣是紛繁複雜的，它們如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並發展成你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而將來又將有怎樣的發展趨勢，我們了解多少？用達爾文的進化論的觀點，能不能解釋企業的發展規律，也即企業的進化呢？
在二三十年前，很多中國公司都是以代理起家的，隨著代理商對原廠商巨大利益的發現，最終走上了開始仿效、研製自己的產品並進入市場的發展道路。在開始的時候，這種仿效而來的研發產品進入市場時，因產品質量、性能等種種原因，進入的並不大順利，但幸運的是，這些由代理商演變而來的企業，“正好趕上了需求大爆發，產品盡管稚嫩和脆弱，但生逢其時，肥沃的市場土壤和適宜的氣候條件，正好允許它們生長、改進。”“隨著市場的拓展，產品也不斷升級，從單一的產品向相關產品延伸。”而“與此同時，公司的組織、營銷方式也在不斷地做出調整，每當調整到一個較為合適的方式時，公司就躍遷到一個新的階段，以迎接新的競爭和挑戰。”正是經過這樣不斷的調整自己的生長規律，以適應不同時期的環境，這些當初的小公司，逐漸的發展為了今天的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