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於1993年5月由時代文藝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第一版印了6000冊，在不長的時間內銷售一空，這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學界無疑有些意外。這當然得益於一股群體力量。這本書屬於由謝冕先生和李楊先生合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叢書，叢書收人了謝冕、李楊、錢理群、張頤武、王富仁與王光東（合著）、李書磊、韓毓海、王光明、張玦等人寫作的10部著作。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初的學術氛圍不是太濃厚，這套書以它整齊的陣容，銳利的思想，有個性的風格，去呈現20世紀中國文學最生動的曆史情景，最艱難的精神曆程，確實令學術界興奮不已。
本書出版迄今已經差不多十年，何以現在我還懷著熱情修訂再版，這在很多人看來可能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多年來我一直敦促出版社再版本書，責編胡卓識女士也盡力爭取，出版社也表示了支持，結果就是拖到現在。刺激我產生再版本書的最初念頭可能非常質樸，原書第299頁完全印錯，把第289頁當作299頁再印了一次，而真正的299頁則不知去向。對於偏愛解構主義理論的我來說，麵對印刷術對書寫的完整性采取如此斷然的解構，我無法表示欽佩；相反，這個錯誤多年來令我耿耿於懷，坐立不安。我一想到讀者讀到這一頁的感受時，就會汗顏不已，這是我的心病。盡管前些年來出版社“無錯不成書”，但落到我頭上，還是很有些悻悻然。特別是本書還擁有不少讀者，這就更令我難堪。
當然，僅僅為了糾正某一印刷錯誤還不足以促使我費力去促成再版，確實還有更多的原因。本書出版後，頗受青年學人的歡迎。學界同人的首肯當然是我所看重的，青年學人的評價似乎更具有廣泛而真實的意義。本書出版後數年，我多次收到一些研究生和大學青年教師的來信，經常提到，拙著在大學圖書館借閱有困難，書後總是塞滿了借閱卡，寫滿了借閱者的名字。並且一入庫立即被借走。本書多年來成為中文係學生的必要參考書，特別是當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寫作碩士、博士論文一般都會用到。國外青年一代的漢學家也時常用到這本書。本書也許可以說是近十年來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引用率較高的著作之一。我想，“好評如潮”這種說法經常有人為之嫌，而引用率應是一個比較過硬的指標。對於寫作學術著作的人來說，寫出的書有人讀這就是莫大安慰。
多年來，我前後也出版了十多部書，我幾乎都沒有請前輩師長和同代學友作序，也從不組織書評。一是怕麻煩別人，二是對自己的東西總是處於不滿足之中。我總是寫完一部書就像了結了一項債務，就想逃之夭夭，有時候連回憶的勇氣都沒有（更不用說想到再版）。但奇怪的是，對於這本書，我始終帶著一種溫情，帶著一種記憶。我知道這本書凝結著我最初的敏感和激動，那種無邊的理論想象，那種獻祭式的思想熱情。我最初寫作此書中的部分的章節時，不到30歲。我從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理論森林走向文學的曠野，遭遇“先鋒派”，幾乎是一拍即合。對先鋒派文學的闡釋我不隻是帶著最初的激動，還有我揮之不去的理論前提。
大約是1990年春天的某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格非和餘華到西八間房找我。我從電腦機房匆匆趕回（那時我正在完成博士論文最後定稿），在我宿舍的桌上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外文版的書籍。質樸的格非翻閱著那些書籍流露出讚許的神態，聰明過人的餘華馬上看出了蹊蹺。餘華對格非說格非，這家夥是把我們作為他的理論的證明材料。”我確實偏愛理論，喜歡用理論來審視並且貫穿我對文學作品的闡釋，天地良心，我對文學作品還是保持著感覺，始終尋找文學蘊含與理論的契合點。餘華的不快一閃而過，熱情和信心重又回到我們中間。那天下午，我們聊得很開心。陽光透過窗戶照在餘華年輕生動的臉上，那時餘華說話的語速急促而帶有一些停頓，但對文學的那種體驗和認識，那種激動和偏執，未來大師的形象越過經常性的休止符已經初露端倪。格非則談起了孫甘露，談起了北村。這就是那個時代，我們是懷著怎樣的一種熱情，怎樣的一種誠實談論著文學。大約在我寫作本文的數月前，我又遇到久違的孫甘露，當年的英俊小生，已經顯出中年的富態；不久我與格非相遇，一臉的厚道，兩鬢已經染上些許白霜；我還偶爾遇到潘軍，他還是那麼抖擻，商業運籌與純粹的文學寫作他居然還能結合得天衣無縫；數天前我又在一個會上遇到餘華，還是那麼機智，聰明過人，隻是那放縱的一笑，還是閃爍著當年的天真；蘇童依然那麼精彩生動，卻也透示出沉穩與寬厚，這使我備感親切……當年的先鋒派幾乎已經人到中年，而虛長幾歲的我，早已是秋後的螞蚱，卻想借助這晚春的氣息重新獲得活力，複活一段已死的曆史，一個即將被遺忘的文學時代。——這真的是異想天開嗎？一個時代就這麼過去了，那麼真切，又那麼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