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作為我國悠久詩歌傳統的光輝起點和不盡源頭，《詩經》以其偉大的文學成就光耀史冊。
《詩經》是一部彙編而成的詩歌總集。其作者都是社會各階層的人民，內容和藝術風格不盡一致，藝術成就也有所區別。如《頌》及《大雅》中那些歌功頌德的篇章，在藝術上並無多少值得稱道之處。但《詩經》中的大部分作品，特別是《國風》和《小雅》中的那些優秀詩篇，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和非凡的創造力，閃耀著迷人的藝術光彩。概括言之，其藝術成就主要體現在三方麵：樸實自然的藝術風格，生動形象的賦、比、興手法和優美和諧的語言藝術。
《詩經》的藝術成就首先體現在樸實自然的藝術風格。《詩經》主要產生於兩三千年前黃河流域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北方人民由於自然條件較差，生活勤苦，養成了樸實渾厚的性格，故重視實際而不耽幻想。他們的歌唱也就自然表現出重實際、重現實、重人事、重政治、重真情的思想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詩經》是以藝術的形式體現了西周至春秋這一特定曆史時期的時代精神。反映在藝術風格上，盡管《詩》三百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多樣化，但就總體而論，不能不說樸實而自然的藝術風格為其基調。
樸實自然的藝術風格主要表現為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和真率地表達感情。無論是積極幹預時政的怨刺詩，抒寫民間疾苦的征役詩，還是直接來自生活的婚戀詩、農事詩和關心祖國命運的愛國詩，大都緊貼現實，直麵人生，表達真情實感，不作無病呻吟。特別是那些“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春秋公羊傳》卷16）和“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詠歌，各言其傷”（《漢書·食貨誌》）的詩篇，如《豳風·七月》、《魏風·伐檀》、《魏風·碩鼠》等，更是揭露階級矛盾，吐露奴隸心聲的傑出作品。樸素而自然，真實而生動，千載之下，依然感人。
《詩經》中的作品多抒情之作，其抒情的突出特點是真率自然，決不矯揉造作、忸怩作態。如《王風·黍離》表達家國淪亡所引起的哀思，三章反複疊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直露而真率地抒發了沉重而深廣的憂傷。
《詩經》中的作品是來自現實生活的詩，是出自詩人心底的歌，真實地反映社會人生，真率地抒發內心情誌，形成了樸實自然的藝術風格，閃耀著現實主義的光輝，《詩經》開創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成為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優良傳統之一。
《詩經》中生動形象的賦、比、興手法大量運用。前人從《詩經》中歸納出了所謂“賦、比、興”的表現手法，這不僅是對《詩經》藝術技巧的概括和總結，而且準確地揭示了中國古代詩歌藝術表現手法的基本特點。中國古代文學特別是詩歌，具有以抒情為主的基本美學特征，如何使主觀情誌與特定的想象、理解融合而為客觀化的藝術形象，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可以說，從《詩經》的創作實踐中提煉出所謂“賦、比、興”的藝術規律和美學原則，正是解決這一重要問題的有效手段。
然而關於賦、比、興的解釋，曆來眾說紛紜。朱熹認為：“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詩集傳》卷1）胡寅《斐然集》卷18《致李叔易》引李仲蒙之說道：“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其他解釋還有很多，但都大同小異。其實簡而言之，比即比喻，乃詠彼而喻此；興即起興，乃詠彼而興此；賦即鋪陳直敘，乃不用比、興而直寫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