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爵
宋太宗趙炅，不喜歡飲酒，不像他二哥太祖趙匡胤。但他偶爾飲酒，也往往盡興。史上記錄他三場酒事，頗見真性情。
雍熙元年（984）正月，元宵節。首都汴梁，人們在大街小巷，各色燈火之下遊逛。絲絹或彩紙紮製的燈籠，爭奇鬥豔。叫賣聲此起彼伏，很熱鬧。太宗登上宮城南門丹鳳樓賞燈，站在這裏幾乎可以看到半個東京城。幾年沒有打仗了，看著這般和平景象，太宗來了情致，對隨從的宰輔們說：
“國家承續五代十國多年戰亂之後，現在終於海宇平安，京師繁盛。真值得欣慰。朕平時很少飲酒，今晚與愛卿們同樂，應一醉方休。”
說罷，一杯一杯又一杯，每一杯飲完，便“虛爵以示群臣”。“虛爵”就是“空杯”；“以示群臣”就是將空杯展示給群臣看。
這個動作與今天北方人的豪飲沒有兩樣。熟悉北方飲酒習俗的都知道，某人飲幹之後，往往將空杯倒過來給人看，並不忘加上一句：“我幹啦！”天津人飲酒幹杯，往往還要說：“我先幹了，先幹為敬（淨）。”感到這個時刻的太宗趙炅，有一種河南人特有的豁達和親近。我仿佛聽到他操著洛陽口音對宰輔們說：“俺這個酒幹 ，恁那個酒咋不見動 ？”
“朕亦大醉，漫不複省”
太宗朝有一個猛將，名孔守正，戰功不俗，所以太宗很喜歡他。
有一次，孔守正在北苑陪同太宗吃酒。此時他已經做到了殿前都虞候，這是負責警備監察的武職。同座也很多武將，漸漸就喝高了，於是開始在禦座前各自爭功，互不服氣，一時間臉紅脖子粗。史稱“忿爭失儀”，憤怒地爭吵失去了端敬的禮儀。那時“禮儀”乃是天下大事，朝廷官員，皇上又在跟前，豈可如此無禮！有侍臣看不下去了，於是主張將這幾位爭論者請到有關部門去推問，治罪。酒局中，我想象太宗該揮揮手，帶著醉態，沒有答應。
第二天，孔守正和武將們酒都醒了，知道昨晚犯了紀律，於是來到殿廷請罪。太宗很隨意地說道：“朕亦大醉，漫不複省。”昨晚那事兒？我也喝高了，啥都不記得了！於是這事就過去了。
君臣一醉
太宗晚年，與名相寇準商議，定下襄王趙元侃也即後來的宋真宗為太子，並做了一場太子就職儀式。這對帝國權力變更是一個重要安排，在選舉製度尚未到來之前，帝國的太子製度就是一種規則。晚唐以後，已經罕見預立太子的秩序規定，皇權大位成為人人都想追逐的肥鹿，因此，邦國不寧，殺機四伏。太宗此際立太子，是恢複古製，百餘年來的第一次。
士庶知道此事，等到太子出門，人人都爭著來看，紛紛誇讚趙元侃。這事傳到太宗耳朵裏，他忽然有了“老小孩”般的撒嬌，很不高興。召寇準說：“人心都向著太子了，這要把朕放在哪裏啊？”
寇準卻再拜稱賀道：“這是社稷之福啊！”
寇準一向不特別會說話，說話就衝人，但關於立太子這事，他每次答對，都非常得體，且有效。士庶稱賞太子，他不說是太宗之福，也不說是太子之福，而說是“社稷之福”，這就是“價值製衡”，讓正道行在權力分配中。太宗聽後也覺得有理，於是高興起來。進入後宮，宮中人也都來慶賀。
太宗想想也是，大宋有了合適人選，大好事。就出來再次約見寇準，倆人對飲，史稱“極醉而罷”，倆人都喝高了。
太宗趙炅，有“孩子氣”，三場酒事可以略見一斑。
孩子氣
太宗喜歡讀書，儒家經典外，他也喜歡“讀老”。
有一次，他讀了《老子》，很有感慨，就對近臣說：“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並在其內。至雲‘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伯陽，是老子的字。太宗引用的一段話，見於《老子·四十九章》，原文為：“聖人常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這話大意說：聖人常常不會起刻意為善為惡之心，而以士庶之心為心。但還不止於此。士庶善，我也善；士庶不善，我也善，這樣就能做到為善之德。士庶誠信，我也誠信；士庶不誠信，我也誠信，這樣就能做到誠信之德。聖人執掌天下，要收斂自己的欲望，以渾樸之姿對待天下之自然運轉。士庶一般都專注於耳目聰明，物欲追求，但聖人則一任渾樸純真之嬰孩狀態。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是這段話的主題詞。
“聖人常無心”，“聖人皆孩之”，類似意見，在儒學中也可以看到。這是一種論個人修養，可以回歸“真人”境界的描述；論政治治理，就是對恪守“無為而治”也即“自發秩序原理”境界的描述。有必要做個注：“無為而治”是儒學話語，四字就在《論語》中。
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中描述了人的精神的三種狀態：負重的駱駝、沙漠的雄主、無懷的赤子。一般人們都注意於“沙漠的雄主”這一階段，以為這類“超人”的境界乃是尼采講述的主題。但這是一種激進時代需要的“誤讀”。“超人”也即“沙漠的雄主”，作為人類文明推進的一個階段，並不是尼采所標榜的最高境界，在尼采看來，最高的境界是“無懷的赤子”，也即純任自然的嬰孩。這才是尼采欣賞並理解的人類願景。
《老子》在尼采之先，已經多次言說了這個境界。《老子》中至少五次論及這個主題：“常德不離，複歸於嬰兒”，“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我獨泊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聖人皆孩之”。
李贄“童心”說，與老子和尼采的論說也頗接近。
在俄羅斯一些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人們在稱讚一個作家或思想家的時候，往往把他比之於“孩子”，如托爾斯泰就被人說很像一個孩子。
孩子的狀態，是一種無心為善、無心為惡的狀態。
以這種心態、境界主持天下，則：無論士庶善與不善，我要善；無論士庶信與不信，我要信。儒學主張邦國領袖與政府，必須行仁政、有誠信。這兩大指標，不得借口士庶“素質”太差而移易。士庶“素質”差不差不可知，領袖“素質”差不差則一望而知。且士庶大眾，良莠不齊，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試圖一攬子解決士庶全部向善、全部守信，這個念頭本身就是狂妄的，因此是“不善”的，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是“不信”的。士庶善，我才善；士庶信，我才信。這是駔儈交易——你給我半斤，我給你八兩（老秤），而不是人君治理——恪守聖賢價值理念，不搖擺、不飄移，更不因外界“不善”“不信”，“皆注其耳目”而變更。
當年丘吉爾為大不列顛立下潑天大功，英國士庶“不善”“不信”，而且“皆注其耳目”——就想追求更美好生活——全然不顧這位大英雄的昔日榮耀，但丘吉爾並不因此而改變致力於英國自由事業的初心。
太宗趙炅，以他“讀老”、讀佛、讀聖賢書，且日讀三卷《太平禦覽》的知識積累和思想資源，覺悟到這個“君道”，與丘吉爾有邏輯上的相通處。這不是尋常君主可以達致的境界。
寇準“令帝複坐”
名相寇準，是一個“剛猛威斷”的人物。“澶淵之盟”，幾乎就是他逼著真宗趙恒禦駕親征的結果。他對太宗也有“剛猛威斷”的記錄。一次奏事，說來說去，太宗不聽他的，越說意見越不合，太宗一怒站起，拂袖要走。寇準一把拉住太宗衣服，史稱“令帝複坐”，讓皇帝再坐下來。一直到這件事滿足了寇準的要求，寇準才退出。
但太宗還就是喜歡他這個樣子，留下一句話，被史官記錄在冊：
“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文皇，就是唐太宗。
太宗對文武大臣，往往就是這種姿態，豁達，大度，親切，不端著，不做作。本色，是他一大特色。用太宗自己話說，就是“貴其自然”，儒學的意見就是“誠”，真實而又誠懇。
宋太宗批評唐太宗
淳化五年（994）夏四月的一天，宋太宗有一次批評唐太宗。他對左右說：
“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為，蓋好虛名者也。每為一事，必預張聲勢，然後行之，貴傳簡策，此豈自然乎！”
帝王的舉動，貴在自然。朕曾經瀏覽唐代曆史，看到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為，應是一個好虛名、好虛榮的人。你看他每做一件好事，一定要預先做張做勢，然後去做，傳之簡冊之事，這樣自然嗎？
太宗趙炅看不慣那種為了流傳青史而矯揉造作去做“好事”的行為。
開寶寺靈感塔與田錫的譏評
不僅“本色自然”，他還“克己複禮”。
太宗信佛教，又有克製，信佛而不佞佛。
太平興國八年（983）十月，宋人有新譯的佛經五卷，太宗看後，覺得不錯，就對臣下說：“凡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舍身為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說，亦有可觀，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作為君臣，能夠治理天下，有利於天下，就是修行。過去梁武帝動不動就舍身，到佛寺去做僧奴，這真是太愚蠢啦！但佛經之說，也有很可觀的地方，愛卿等可以試著讀一點。我的想法是：要讓世間有佛教存在，但不能沉溺於佛教中不理政事。
這是接近“政教分離”的大智慧，很得聖賢之“中道”精神。
但太宗也曾大興土木，建造佛寺。城內興國寺，有兩個樓閣，用來安放高大的佛像，遠在都城數十裏，就可以看到這個塔閣。兩個閣樓之間有飛樓聯結為禦道。我想象那規模仿佛應縣木塔或薊縣獨樂寺，甚至還要宏闊高大。要登上六七層樓，才能見到佛的腰腹。光是佛的指頭，就有一人合抱那麼粗。史稱“觀者無不駭愕”，參觀的人沒有不心生恐怖和驚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