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一場遠行
按原來的約定，今天的題目要談《你在高原》的寫作過程……可是寫它已經用去了太多的語言，再談就覺得累、覺得乏味。
一個寫作者從那種沉浸、辛苦、享受的創作中走出來以後，腦子裏會很空。這部書大約寫了二十二年，在這段時間裏就是一個人麵對著稿紙說話，沒有聲音，默念和記錄。作者就這樣打發他的寂寞、享受他的快樂、傾瀉他的感情。這個過程前前後後拚接起來，就有了三十九卷。可能因為“說”了太多的話，口幹舌燥，有時再也不願多說一個字。
我們就其他話題、對文學內外的一些看法相互交流，因為彼此的經曆不一樣，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不一樣……剛才有人說，他們這一代人跟我們這一代人的最大區別，就是缺乏對社會的強烈碰撞，意思是他們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不像我們這一代。其實他們因為更年輕，麵臨的會是另一些新問題，這是我們所沒有的體驗。我們最敏感的那些部位與他們不同。所以說他們也給這個世界帶來了嶄新的東西。
關於“五十年代生人”
我在書中提出了所謂“五十年代生人”這個概念。這裏並不是確指一定要是1950年至1960年之間出生的人，而是指在五十年代左右出生的這一批人。我覺得這一茬人所看到的、經曆的、包括他們的經驗，好像特別重要。在大陸，這一代人起碼經曆了饑餓年代。六十年代初的大陸是極困難的時期，饑餓折磨了很多的人。他們這些人那時候有的是幾歲，有的才十幾歲，肉體上不能得到起碼的營養，而這個時段，他們正在生成自己的大腦、骨骼、肌肉、經脈，卻沒有像樣的東西吃。
我還記得一件事情：外祖母拿了一個高粱秸做成的小托盤，叫“篦子”，上麵是十幾個“水餃”。弟弟比我小兩歲，這是為他準備的。那時的“水餃”怎麼做？我看到外祖母用一個籮，把玉米麵和地瓜麵篩到托盤上，再把蘿卜絲和野菜做成的小團子放在上麵，均勻地晃動，讓菜團子沾上薄薄的一層；然後把水燒開，像下水餃那樣把它們放進去。
這就是外祖母的“水餃”。我一直在旁邊看。煮熟了，盛在碗裏。當時那種不可遏製的饑渴，今天已不可體會。那是一種不可忍受的攫取欲，它讓我顧不得滾燙，伸手就抓。外祖母不得不把碗藏到身後，攔住我。被拒絕的羞愧，還有難忍的饑餓一起折磨我，我對外祖母說了一句話，她以後許多年還要重複它：“我不是吃，我是要看一看；我不過是想替弟弟拿一會兒……”
無論是城裏還是鄉村，都餓死了很多人。經曆了這麼嚴酷的饑餓歲月，就像做夢一樣。今天回顧那段日子，有人會問：當年為什麼會餓死那麼多人？你們半島人住在海邊，這樣的地方不可能餓死人，因為除了大海還有那麼多的河流、水塘，裏麵都有魚，捕魚不行嗎？如果糧食歉收了，大海也歉收了嗎？為什麼不去捕魚？
我稍微大一點常到海邊去玩，看到人家捕了那麼多魚。當年的海和今天不一樣，今天要捕魚就得駕船到深海去，用現代網具，捕一天才能收獲很少一點。當年的魚是很多的，像十幾歲的孩子，用蚊帳布做一麵不大的網，到淺海裏兜一圈兒，有時候碰巧就能逮到一堆魚。海邊上還有浪湧推上來的很多海蛤、各種各樣的海鮮。所以人們很容易就想，那時候的人怎麼那麼笨，餓了不會到海上捕魚？至少也可以煮一碗魚湯喝啊。我今天同樣不太明白。比如說隻要有風，海浪就能卷上岸邊大量的海菜，今天各種各樣的海菜都成了營養品，運到城裏會賣不少的錢。海邊的人會餓死，我們不明白，因為有這麼多的魚，這麼多可以吃的東西。
後來才知道，沒有經曆過那段歲月的人是永遠也不會理解的。老年人幾句話就解答了這個問題：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這些食物是容易獲得的；可是當年大家都餓壞了，都四處找吃的東西，想吃樹葉，樹葉早就捋光了，連樹皮都剝盡了；想到水裏去捉魚？那時的人餓得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看到魚也抓不上來；再說搜尋食物的人那麼多……人已經餓得沒有生存能力了，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越沒有糊口的東西，就越是沒有力氣去獲取它。為了搶一堆蘿卜，有的村子之間竟然開了槍。
為什麼要說這些？隻想說明五十年代生人的不幸，這不是今天的人可以想象的。這是指物質層麵，一生出來就挨餓。精神層麵更不幸，他們完整地經曆了嚴酷的極左年代。
有個外國朋友說到這一代中國作家，認為他們中間不會有很大的成就，其中至關重要的一條理由就是他們的“外語不行”。也許是；也許這根本就不成其為一個問題。沒聽說李白杜甫會外語。屈原和司馬遷大概也不會。當然一個作家會外語更好。五十年代這一茬作家為什麼不會外語？因為當年能上學識字就相當不錯了。這其中很多人由於家庭出身、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能讀到初中就已經是很大的幸運了。
一句話，他們沒有餓死活下來，識了字並且當了作家，真是一種偶然和幸運。
這一茬人所經曆的東西，在中國曆史和人類曆史上都很奇特。經曆了文革的那種混亂，那種怪異，以後就不會感到還有什麼更加不可思議的事情了。比如睡到半夜，家裏的門突然被擂得山響，人們就得爬起來，但不知道是好事情還是壞事情。好事情是去接“最新指示”，那時候傳達“最新指示”不能過夜，無論是淩晨兩點還是午夜十二點，隻要來了“最新指示”，大喇叭一喊、民兵一喊，所有的人都得出去接。長長的隊伍從一個村轉到另一個村，歡呼、敲鑼打鼓，去接“最新指示”。那時候我隻有十歲左右，也跟著遊行隊伍走，從園藝場轉到林場，再到四周的村子，一直走下去，誰也不知道“最新指示”在哪裏。轉了不知多遠，跑一陣走一陣，渾身是汗，最終也不知道接到與否、接到了什麼。
記得有一次轉了很久，終於聽說接回了，那是四個字：“不是小好”。不要說我這樣的少年，就是大多數成年人也不懂是什麼意思。但這並不妨礙人們的興奮，淩晨起來，敲鑼打鼓到處轉。有人曾經琢磨，認為肯定是傳遞指示的人有個約定，他們站在特定的村口或者路口，拿著一個紙袋子或其他類似的東西，從京城一站一站交接下來，專等下一站的人去拿—拿到了以後，也就是接到了。這樣一想就覺得踏實，也全都可以理解了。
但實際上當然不是。那時候電話或喇叭廣播早就有了，傳幾句話根本用不著這樣費勁，所謂“接”隻不過是個儀式而已。所以那一次大家相互問：“今天我們接到的是什麼？”“聽說‘不是小好’。”這到後來很久我們才得知原文，原來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完整的一句為：“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我們這才知道那一夜接到的隻是半句。時間過了這麼久，那天淩晨的事情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今天聽來會覺得滑稽，實際上這在當年是最普通的事情了。比這還要怪異的現象數不勝數：比如吃飯前要做“首先”，就是敬祝領袖萬壽無疆；還要跳“忠字舞”。今天看這是多麼讓人痛苦的浪漫。最有“詩意”最“有趣”的，也許是趕路時的遭遇：人在路口上常常遇到一些閑來無事的老頭老太太，他們會突然攔住你，大聲喝問一句流行語，並且都是壓韻的套話—他問上麵一句，你必須答出下麵一句，不然絕不放行。因為流行的套話更新極快，所以答不上來的時候居多，這時問話的老人就得意起來，盯住趕路的人，琢磨該怎麼折磨和捉弄他。
最可怕的不是“浪漫”，而是殘酷的鬥爭。那時要不停地去參加一些批鬥會。家裏有點“毛病”的人一天到晚要提心吊膽，因為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被綁起來，揪到一個地方批鬥，那時將人打得呼天喊地是經常的事情。
除了文革十年，再後來經曆的事情就更多了：從七十年代末一直曆數下來，幾乎沒有多少平靜的年頭。特別是社會轉型期的到來，從那種極左的年代裏突然來到一個商品和半商品、市場和半市場的社會環境裏，人會眩暈。這種變化缺乏相應的過渡期。比如聲像製品，原來看一個電影裏麵有一段男女戀愛就激動不已，轉眼卻是黃色錄像、各種帶顏色的大片蜂擁而入。這樣一種激烈的世相轉型，對這一代人的折磨和影響是多麼巨大。他們始料不及，他們毫無準備。
說這些，無非是想告訴朋友，《你在高原》為什麼要把上世紀五十年代生人作為主體。這一部分人的經曆實在太特殊了，他們親曆了太多的苦難，走過了風雲激蕩的歲月，既是苦難的承受者，又是參與者和製造者。這一部分人能力大，經曆多，身心留有各種烙印。他們是從最痛苦的生活裏摸爬滾打出來的，所以在曆次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中，包括現在的所謂改革開放的環境下，無論是從政經商者，還是文學寫作者，各個領域都出現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這是其他年齡段的人不能同日而語的。
當我們回眸打量這一切的時候，會突然發現，把這一代人的命運抓住，對理解中國目前、甚至再往前瞻望許多年，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民族的來路和去路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一撥人都將扮演著重要角色。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是決定性的力量。也可以換一個說法，稱他們為“樞紐式人物”。
關於兩條質疑
這部書出版僅僅是兩個月不到，所以讀者很難具體評價它。因為有了網絡，各種聲音自然很多。其中有兩條質疑：一個是作家怎麼會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固執地做同一件事？因為二十多年不是小事情，對一個人有限的生命來說就尤其如此；再一個是這麼長的書，在目前這個匆忙的網絡時代，人們怎麼讀？
網上有些消息，包括朋友寫的文章，說作者這二十多年為了完成一部書搭上了半條命。比如有一次在山裏遇到危險，如何被朋友送到醫院；比如說其他種種艱辛苦難……
作者在長時間的工作中，偶爾遇到一點特別的情形不算什麼。其實寫作更多的還是快樂，是充實的勞動的幸福。一個人心裏裝了很多，有很多強烈的情感需要傾吐。人人都有這樣的感受，有時特別想把心裏的一些話說出來。這是必須的。這種傾訴的欲望時而強烈時而淡弱，讓人不安。人在大量的時間裏、在一種社會現實一種環境裏隻好悶住，多少感慨，多少激憤，包括很柔細的東西、很粗暴的東西，都得悶住。人的極端化情緒得不到宣泄，會得病的。所以一個人最大的快樂就是找一個知己，兩人可以無所不談。膠東老人常說的一句話是：“我有個‘知己’。”什麼叫“知己”？就是可以隨時向他敞開心扉的人。現在不行了，現在很少聽到有人這麼稱謂了，也就是說沒有那樣的“知己”了。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很苦，多少人得憂鬱症，得各種疾病，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無法傾訴，“知己”難尋。有時候兩口子都不是“知己”，互相背離，不能盡情地說一些話—有時候兩人不在一個語言係統裏，當然沒法傾訴。
以上的各種原因造成的缺失和障礙，都可以在寫作當中得到滿足。當一個人沉浸在這種工作裏，一切問題都不存在了。傾訴的障礙、抒發的障礙，全都不存在了。這二十多年，就是跟一個潛在的“知己”對話的過程，這個過程給人的快感和幸福滋潤著生命。這是有意義的生活。
有人問，二十多年的工作結束了，那一刻是怎樣的一個狀態？
回想一下，那天從屋裏出來，也並不高興。原以為完成了，積攢了這麼長的時間，勞動一旦結束會喜形於色，其實不是。一個用二十多年時間做完了的大工作，經曆了多少困苦浩繁。沒有親自去做這項工作的人，不會知道一個人要麵臨多少具體的問題需要解決，也不知道有多少苦惱得到了釋放，不知道這期間獲得了多大的快樂、產生了多少依賴。
比如說這四百五十多萬字裏有幾百個人物，每一個人物都要熟得不能再熟，無論是壞人還是好人，複雜的人還是單純的人，也無論願意還是不願意，都要跟他相處這幾十年。而我突然要告別他們了，就是這樣。以前有的作家好像說過類似的情形，現在則是自己親自體驗了。除了與人物的分別，還有與工作狀態的分別：心裏空空蕩蕩，不知再往哪裏去，也不知該做點什麼、以後怎麼辦。一個巨大的勞動停下來，同樣巨大的寂寞、無所適從的生活也就從此開始了。以後肯定還要寫，但是類似的漫長跋涉不可能再重複。所以，我的感受是複雜的。
盡管如此，如釋重負的感覺也是真實的。身上突然輕鬆了，然後就是被各種複雜的情緒給壓抑了。
這二十多年中，隻要精力允許，我大致是在做這個工作。有人會問：難道這麼長的時間都沒有停止過嗎？當然不是。有時候身體不好，有時候寫作欲望降低，還有時候要因為另一些事情不得不中斷寫作。但是這個工作一旦踏進去之後，就會一直牽掛，並感到它是極有魅力的，即便走出來也要很快返回去。就是這樣的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