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間，都在從事關於明末弘光朝的寫作。去年寫完一本，《黑洞：弘光紀事》，是從專題的角度來寫，寫了十個問題。這一本寫人物，名之《野哭：弘光列傳》。
書名取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細林野哭》。我在《夏完淳集》裏一見到，就被“野哭”兩個字攫住了，覺得有股異樣的力量。“野”在古漢語，有無家、荒蕪並兼野鄙陋文諸意。“野哭”並非隻在完淳的筆下出現過，其他朝代，亦有以此為題賦詩者，如唐劉叉之七古，清沈曾植之五律等；但我感覺，似乎用於明清易代之際，這詞才格外有百感交集的況味。
弘光年，是明為清亡真正而確切的時間。中國曆史，在此麵臨一個大節點。蓋自宋代以來，中國自身文明經二千年世界領先的農業生產、社會發展所積累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已開始閃現向新的文明階段躍升或轉型的軌跡，《萬曆十五年》曾稱宋代諸多方麵“已如現代國家”。惜為蒙元所滅，上述進程中斷一百年。好在這一百年，從全球範圍看，時間尚不緊迫，中國還耽誤得起。蒙元被逐，重回荒漠，明繼宋起，在思想、文化以及經濟發展上，全麵祧續宋人。明是個很奇特的朝代，一麵很是衰邁、昏黯以至暴虐，一麵又孕育著朝氣蓬勃的社會曆史因素，逮至萬曆間，各種突破跡象已十分明顯。然天不佑中華，明朝自身積攢的激烈社會矛盾終於爆發而導致嚴重內亂，同時，曾為蒙古所敗的金人後裔，在沉淪荒蠻、幾近湮滅三百年後，重獲新生，日漸具備強大破壞力，而益為明朝大患。內外雙憂，並至齊發。明遂先於甲申年（1644）失北都，複於乙酉年（1645）喪南京，終於滅亡。這是繼宋亡之後，作為漢族國家的中國第二次整體亡國。但這次後果更為慘痛，原因是同時西方的歐洲也開始其現代轉型。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文化積累來看，東西方世界本可謂棋逢對手、銖兩悉稱，正待好好比試一番。可惜，中國卻因一個意外情形，從競賽中退出了——好比奧運會選手在起跑時卻突然退賽。
我們於中國因被滿清所主所遭受真正損失的解讀，不在民族主義方麵或感情。這當中，過去不太注意或很少談論的，是新統治者與中國文明之間有很大的落差。隨之，帶來兩個後果，一是本身創新能力已然不足，次而，作為異族入主者又勢必采取精神思想的高壓與箍束。兩個因素交織，造成各種羈絆，令中國活力頓失，而嚴重拖了曆史後腿。事實證明，有清一代，中國雖能秉其發達農業之優勢，以及在東方暫無敵手之地利，續其強盛國勢至康雍乾時期，但在思想、製度和經濟上，卻無變革跡象。滿清的好處是，總算比蒙元能識良莠，虛心接受、學習和融入高等的文化；而它的問題是，受製於自身高度，隻能亦步亦趨，照搬照抄前朝，論創新的能力，實在不足觀。這對中國，無形中是多大拖累，後人很難設身處地體會到。實際以明代最後五十年思想、政治、社會的情形來看，若非這一幹擾，中國經過當時業已啟動的思想啟蒙，得以進入製度變革、完成曆史蛻變，可能性相當大。然而，異族統治尤其是文化落差，突然間扭轉了曆史方向。中國落在西方後頭，關鍵就在這二百餘年。我對滿人這民族不抱偏見，但從曆史角度說，滿清統治在攪擾中國曆史進程這一點上，實難辭其咎。此事若發生在中世紀，猶可另當別論。晉以後北中國有五胡之亂，唐以後五代也曾短暫如此，後來金滅北宋、蒙古亡南宋，每一次都對文明造成破壞與羈絆，情況也越來越嚴重，但我們覺得基本可以僅作為民族衝突來看，還談不上扭轉中國的曆史方向。那是因為，第一，整個人類文明尚未到打開一扇新門的時候，世界曆史還處在舊的格局當中；第二，中國自身也沒有真正的新萌芽發育和生長，社會生產力以及配套的製度還算適合、夠用，變革與突破的要求實際並未如何感受到。可十七世紀全然不同，人類近代化已肇其端始，中國在舊製度下的苦悶也忍無可忍、正待噴薄欲發，偏偏這個當口，滿清來這麼一下子，真的令人扼腕。
故而明亡時刻，主要在這一層，才是中國曆史值得高度關注的重大節點。對於它的曆史與文化後果，當時中國不少傑出人物，便有明白的認識或強烈預感，後來反而認識不如當時清楚。鴉片戰爭以迄日本侵華，中國有將近百年處在生死存亡之間，故明季這段曆史，因此被“觸景生情”，更多從亡國之痛、民族衝突意義上，被近世奪為酒杯，澆“愛國”之塊壘，這也沒有什麼不對抑或不可，問題在於這段曆史本身所含問題及所達深度，實際遠逾乎此。我覺得，黃宗羲、呂留良、徐枋等人思想裏都隱約有這樣的看法：明亡本身無甚可“痛”；可“痛”者，乃是明為清亡，亦即先進文明被落後文明所毀。那意味著，中國從一個已經達到的曆史高度，大幅跌落並裹足不前。這才是明清鼎革無限悲涼處，不知此，對於“野哭”二字隻怕難會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