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束陽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
《玄武》的寫作是一次長途跋涉，我用了將近3年的時間，到最後竟至筋疲力盡，放聲而哭。
這一次，我與自己的體力、才力和心力作了最大的較量，甚至到了一個寫作者所能承受的生命極限。近40萬的字符密密麻麻地擺在紙上，像覓食的蟻群，陣勢壯闊卻卑微可憐。我不禁問自己：文字到底能給人類帶來什麼？
悲涼過後，我陷入麻木。因為從我指縫裏擠出的文字，一旦形成規模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你即便是個創造者，也不再擁有支配其命運的能力。這一點與上帝的境遇相仿佛，他雖然創造了人類，卻拿芸芸眾生沒辦法。無奈之下，上帝把拯救人類的巨大重任交給了一個柔弱的“人子”——耶和華；而給文宇以新生的“人子”是誰？隻能是讀者。
無奈的上帝卻毫不悲觀，因為“上帝造人”的觀念已胎跡一般烙印在人的肉身之上，他巨大的身影始終覆蓋著人類的生活——他與人同在。同樣地，作者的神聖位置也正是在他創作的陰影之中——寂寞的文宇，總能觸動人心最敏感的部位，誘發動情的歌哭和人性的伸展。
換言之，《玄武》雖然已經完成，但它今後的命運——或衰或榮，或悲或喜，都已不再是我關注的話題。世間的榮譽是給人類預備著的，上帝不指望芸芸眾生的獎項。這個比喻很蹩腳，但它指出了真相：在文壇上存活並經受評判的是作品，而不是作者；作者的使命隻是“完成”作品，之後隻需靜觀而已。況且，精神之光在堅硬的現實中從來是微弱的，所以，作者縱然有超人的天賦和超常的感悟，也絕不會成為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王”，他隻能做自己的精神之王。
《玄武》的寫作之所以疲憊，還因為他涉及到人與土地這個重大主題。我對諾理斯的“小麥三部曲”和懷特的《人樹》懷有極大的敬意，這兩部書我每年都要重新閱讀一次。它們對人與土地的關係的挖掘，既有曆史的脈源又有人性的深度，幾乎到了後人不可超越的地步。因此，我稱它們是關於土地的“聖經”。有了這兩個標杆，我為中國文學羞愧。在近現代以至於當代，有關土地題材，中國還沒有誕生出一部像樣的書。所以，麵對中國大量的走紅或獲獎的農村題材的作品，作為一個以寫鄉土為主攻方向的作家，我並不覺得有絲亳的壓力——這些作品尚未走進鄉土的深處，沒有形成堅實的品格。相反，由於它們所具有的“偽鄉土”的特征，其欺世的成分讓人感到羞恥，也給了我一種沉靜的自信，使我覺得“偉大的鄉土敘事”對中國文學來說還是個空白，還有“填補”的機會。由此，我寫作《玄武》的勇氣便油然而生。其間，我不斷得到李青女士和王升山、邱華棟、祝勇先生的點撥，又吸收了胡安·魯爾福和埃林·彼林的文本營養，信心就更足了。
同時，我之於鄉土寫作有著客觀上的優勢。我出生和成長於京西，有著刻骨銘心的土地記憶。走出校園之後，我一直工作在基層鄉鎮，從指導農民科學種植的農技員做到了能夠“左右”局部土地命運的鄉官。可以說，我的生活狀態均是鄉土的，獲益於土地上的陽光雨露和“原生態”的鄉村情感。這就意味著，我的文字是感同身受的，是從大地的血管裏流淌出來的，而不是在封閉的書齋圼的主觀想象和臆造。這麼說或許不夠雅遜，不夠精致，但真實而準確。也就是說，這些文字具有土地自身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