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農問題”，說到底就是農民和土地的問題。
土地問題不僅關乎“三農”問題，還關乎著中國的命運。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共談判中毛澤東向蔣介石除了提出廢除一黨專製、組建民主聯合政府外，還提出要進行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但蔣介石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而在隨後的解放戰爭中，共產黨依靠“土改”贏得了人心。獲得了土地的、不願意看到國民黨卷土重來喪失革命果實的農民自然堅定地站到了共產黨的一邊。四年後，敗走台灣的蔣介石十分後悔沒有采納毛澤東的建議，隨後，蔣介石在台灣開始土改，雖然和大陸共產黨使用的方法不同，但最終也使廣大農民獲得了土地，這也為台灣日後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反觀中國大陸，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村合作化運動使土地收歸集體，導致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幅降低，在此後的20年間，糧食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的社會發展。這一狀況直到1979年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出現才得到了逆轉。這點我們可以從節目中江蘇金壇莊陽村—一個水稻專業村的變遷中找到答案。
聯產承包責任製解決了農民和全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但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出現了：在溫飽之後農民如何致富。幾年前，我曾經到四川樂山一個村子采訪。一個老人告訴我，他們村子早先人均大約三畝地，西部大開發後，政府要求退耕還林，這樣一來全村人均隻有兩畝多一點的土地。這兩畝地種水稻能收獲3000多斤稻子，扣除飼料、自用，所剩寥寥無幾，老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靠養雞和兒子在外打工。這個老人很具代表性，人多地少是中國農村麵臨的一個現實，這種現實導致的結果是土地無法實現集中種植、大規模機械無法使用、生產成本無法大幅降低、在農產品的商品流通中議價能力低，始終處於弱勢地位。改變這一狀況的方法隻有一個：讓部分農民離開土地，使土地向部分種田能手集中，而農民離開土地的最佳去處就是城市。
節目中講述了李建國進城打工的故事。現在當他開著他的奔馳600駛過天安門時非常感慨，19年前，他剛來北京時每次擠在公共汽車上經過這個以前隻在照片上見過的巍峨建築時，都想下車走到近前仔細瞧瞧，但在最初的兩年中，他始終沒敢這樣做，那時，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總是習慣低著頭走路，生怕遇到警察查他的暫住證，他說，他的朋友因為沒有暫住證曾經被塞上南下的火車。
2008年，鳥巢。這座使用了42000噸鋼鐵的龐然大物孵化了許多人的夢想—不隻是運動員，還有建設鳥巢的李建國—一個鳥巢的承建商。這個夢想不隻體現在物質上，更體現在對一個人價值、尊嚴的認同上，許多從農村走向城市的農村人也開始把李建國作為了他們的夢想。而夢想的基石是城市對他們的平等和寬容。
越來越多的城市向農民敞開了越來越友善的大門，越來越多的農民湧進了城市，城市也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的城市需要越來越多的土地，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就地成為了市民。有些精明的農民發現，土地才是他們和城裏人競爭最有價值的財富。當以農業稅取消為代表的一係列惠農政策出台後，農民發現種田逐漸在成為賺錢的營生；當一輪輪城市擴張圈走一片片土地時，他們也希望他們腳下的土地能夠成為流動的真金白銀。
所有這些渴望變革的衝動，都成為又一輪土地改革的真正動力。
因為，人們深信：土地是財富之母。
當命運裝上琴弦
從1949年10月1日至今，“國慶”成為了一個符號、一次次洗禮，一個個中國人的名字，一片片高聳的樓區，一件件百姓身邊的小事兒……這些千千萬萬的小事兒，便是共和國六十年的印記。
2009年8月，上海浦江渡輪依然如往常一樣，有一群人在浦東與浦西之間開著小車來回接送乘客。就在這人群之中，有一位叫張國慶的老人，關於他名字的來源，也成為了黃浦江邊的一段記憶。
張國慶原本叫張銀根，家住上海浦東，父親是一名以船為生的船老大。小時候，浦江邊就是他經常玩耍的地方。
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宣告解放。滿街的歡呼聲，讓當時年僅14歲的張銀根，對進城的解放軍充滿了好奇。
有一天，張銀根和夥伴們在黃浦江邊的一個渡口玩耍。無意中結識了一位解放軍。開始的時候，張銀根和夥伴們還對那位解放軍有些排斥，感覺很陌生，有所顧忌。那位解放軍看到了這群孩子，就對他們招了招手，和他們一起聊天，一起玩，還拍了拍張銀根的頭，然後一群小孩子去摸摸他的手槍，那是用紅布包的手槍。
當年和那位解放軍相遇的地點，大概就在陸家嘴如今最熱鬧的東方明珠附近。張國慶永遠不會忘記，正是那位解放軍，為他取了“國慶”的名字。
解放後，張銀根有了進學校讀書的機會，於是，張銀根的爸媽就對這位解放軍提出，叫他幫張銀根取個好聽的名字，那是用來報名讀書的。解放軍同誌想了一想，他說上海解放了，國慶節快到了，就取個國慶吧，慶祝我們國家解放。
從那時起，14歲的小浦東張銀根有了一個引以為自豪的新名字：張國慶。以後他學習生活全是用這個名字—張國慶。在以前“張國慶”是用繁體字寫的，很難寫，現在變成簡體就很方便了，一個是口中有玉，一個是廣大。國家廣大，他的心情也廣大了，朋友也廣大了。廣大兩個字合起來就是—慶。
這個簡簡單單的慶字，似乎賦予了他今後的人生一種樂觀的姿態。新中國成立後，原本在私人工廠當了一年學徒工的張國慶，終於重新回到學校讀書。生活仿佛一幅全新的畫卷，讓他開始有了更多的夢想和期待。
有一天放學後，張國慶和幾個同學經過東海電影院。影院門口貼著五光十色的電影海報，讓他們忍不住悄悄溜進去想看一看。
溜到電影院裏麵，一聽有好聽的聲音。電影院裏麵在進行小提琴演奏。張國慶聽著聽著，就聽呆了。這麼好聽，是什麼樂器？後來才知道那是小提琴。
那天晚上，張國慶想著電影裏奏出美妙聲音的樂器，久久不能入睡，像著了迷一樣。世界上還有這麼好聽的東西。後來他想長大以後一定要學拉小提琴，奏出美妙好聽的聲音來。
後來，張國慶在一個華僑同學的家裏，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小提琴。然而，當聽說了小提琴昂貴的價格之後，張國慶感到，自己和小提琴的距離有點遠。之後的幾年裏，張國慶參加工作成了一名技術工人。學琴的夢想被他藏在了心底。
現在已經是寶鋼總廠鋼管廠退休工人的張國慶說：“那個時候像我每月收入是八塊錢，我到寄賣商店去看過的小提琴，最便宜的也要三四十塊。”
22歲的時候，張國慶拍下了一張照片。照片上他穿著的服裝和手中的小提琴都是向別人借來的。那時候，他是杭州新安江水電站的一名工人。
他非常相信，總有一天，他也能擁有一把屬於自己的小提琴。
197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猶如一陣春風，吹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和無數的普通百姓一樣，張國慶的生活也隨著時代的腳步一起前進。1982年，張國慶進入寶鋼工作。他的月工資也從幾十元提升到了一百元。
就在張國慶進入寶鋼的第二年，他終於擁有了屬於自己的第一把小提琴，那個時候買的是一把舊琴，大概64塊左右，雖然是經過修理的琴，但質量還是比較次。
雖然隻是從舊貨商店買來的舊琴，然而能夠實現年少時的夢想，這讓張國慶的生活從此變得更加充實和快樂。
張國慶說：“剛剛開始學的時候，音不準，動作也不是很好，像木匠拉鋸一樣，非常刺耳難聽。家裏人聽到後煩死了。我以為拉得響一點好聽，家裏人聽到後更煩了。他們經常把我趕到外麵沒有人去的地方。我經常到馬路對麵比較偏僻的地方去。”
對張國慶來說，學琴的整個過程就是一種自娛自樂。他從最基礎的樂理知識開始自學，沒有專業老師指導，他就四處求教並結合書本、影視教材，自己琢磨拉琴的技巧，沒有足夠多的五線譜，他靠借閱、手抄的方式積累了厚厚的幾本。
由於拉琴需要一個放樂譜的架子，為了省錢，張國慶就買來一些材料，自己動手做了一個。張國慶說：“架子花了大概幾毛錢吧，七毛還是九毛錢記不清了，伸縮沒有辦法控製，就用夾子夾住，土辦法。”
上世紀90年代末，張國慶的兒女從複旦大學畢業後，都進入了收入豐厚的外企工作。這讓張國慶家裏的經濟狀況變得更加寬裕起來。閑暇時，張國慶喜歡去逛樂器商店。那些精美的小提琴，如今對他來說，已經不再是遙遠的夢。2003年，張國慶和老伴住進了新居，住房麵積從過去的40平方米變成150平方米。與此同時，張國慶擁有的小提琴數量，也從最初的一把增加到了五把。
2008年，張國慶在浦東的樂器展銷會上購買了一把小提琴，價格是5000元。對這把小提琴，張國慶如若珍寶的愛護著，冬天就拿蠟擦擦，夏天就用毛巾蒙著。張國慶心想，放在以前，我做夢也沒想過自己會用錢買一把琴啊！
過去隻能在照片中曇花一現的夢想，如今已是張國慶握在手裏實實在在的生活底氣。當小提琴所代表的高雅藝術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生根發芽，張國慶和小提琴之間的故事，也將在人們的記憶中開出一朵美麗的花。
村裏的“活賬本”
他們經曆了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他們走過了人民公社，出工大呼喊，吃大鍋飯；他們感受過土地承包，分田到戶帶來農村新生；他們獲得了取消農業稅，2600多年的曆史終結；他們享受了補貼、社保、反哺農業戰略……
馬會計，名叫馬國慶，家住蘇南的魚米之鄉。祖輩世代都是農民，倍感農民疾苦的父親給他取了“國慶”這個吉祥的名字，期盼他能改變一家人的命運。然而出生在困難期，學習在動亂期，生活在調整期的馬國慶，沒能改變農民的身份，更沒能改變家庭貧困的狀況。終於，馬國慶憑著祖傳的算盤技藝，被選為村裏的會計，總算給了父親一點心理慰藉。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麵貌不斷發生新變化，特別是近十年來，隨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大幕的拉開，農民生活是“芝麻開花—節節高”。馬國慶這個普通農民家庭，也在變化中經曆痛苦，感受幸福。
馬國慶家所在的江蘇省金壇市指前鎮莊陽村，是聞名全國的“水稻名村”，生產的“標米”曾獲巴拿馬國際金獎。
1953年，莊陽村因水稻增產六成受到毛主席親筆複信嘉許。然而，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裏，莊陽村的農民仍然過著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生活。馬國慶一家因弟妹多，生活更加困難，馬國慶初中未畢業，就回家在村裏幹農活，隨後他參了軍。等他退伍回鄉，家鄉已全麵實現了聯產承包責任製，農民的生活開始有了起色。然而，單打一的糧食生產，以及沉重的上交稅款，讓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生活的改善步履蹣跚。馬國慶至今回憶起當年的情景仍然是一臉的辛酸和痛楚。
農業是民本，是國家的基礎產業，但是那時農民卻沒有嚐到改革開放的成果。不僅要交公購糧，就連農民的子女上學也得交比城裏人多一倍的學費，這就使農民生活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
那時，馬國慶家已分了家，一家三口住在兩間破舊的平房裏。依靠年輕力壯馬國慶種了12畝責任田，夫妻兩人辛辛苦苦忙一年，扣除每畝100多元的各項上交稅款和每人60元勞動提留，兩人一年忙到頭也隻有兩三千元的收入，扣除兒子上小學的費用，所剩無幾。遇到災年減產，一年就是白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