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說明的是，其實我很累，因為在此之前，我甚至很少讀到這批文化人的作品。我隻是因為很熱愛所以很用心，而這種零起點上的用心，是需要付出代價的。為了節約出時間用來讀書，我幾乎放棄了堅持多年的晨練，以至一起晨練的朋友們戲稱我變得“一天打漁，一月曬網”了。我並沒有要刻意為之，隻是每當準備穿起運動鞋的時候，心頭就牽掛起手頭的某本書，或者某篇文章。
而我不能不提到向陽湖文化研究會的李城外會長。在不知湖水深淺的時候，我膽敢躍入湖中，正是緣於他熱情的引領與指導。
感謝陳毅中先生熱情地為我提寫書名，感謝中華書局的厚愛以及編輯們付出的辛勤勞動。感謝向陽湖文化研究會的萬紅英姐姐為我逐字逐句地核稿、校稿。
當然，鹹寧供電公司良好企業文化氛圍給予了我寬鬆的環境，比如頗具規模的職工書屋就是我經常光顧的心靈家園。而作為公司文學協會負責人和企業報編輯，也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鞭策著我。
在我的《後記》已經脫稿的時候，我讀到了兩本書：《巴金傳》和《顧準日記》，這兩本書讓我進一步從靈魂深處讀懂了自己，讀懂了我衷情於向陽湖文化更深層的原因。巴金說，我不是想做文人而寫小說，我是為了自己，為了傾訴我的悲哀而寫小說。其實我何嚐不是如此，我從來沒有夢想過要成為一名作家，我隻是很喜歡讀書，當有人稱我為作家的時候，我常常提出異議。但是，我被向陽湖文化人感動了，當我看到司徒慧敏當年用紙片自製的量角器，當我知道沈從文先生憑記憶續寫《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研究》的時候，我不得不用文字記錄我受到的震撼。實在地說，當我們的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的時候，我們正在缺失著一些精神的東西，而在我的潛意識中，一直在呼喚著這些精神的回歸，向陽湖文化人在惡劣生存環境下表現出的種種品質，不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嗎？顧準先生自然是“五七”戰士中的傑出代表，吳敬蓮說：我們的改革開放確實起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然而顧準關於“娜拉出走以後怎樣”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這種評價是多麼的深刻與現實。也許我們真的需要靜下心來，認真地審視和思考我們的前輩，看看他們是在一種什麼樣的境況下，隨遇而安地、恬淡地生活與勞動。
網絡時代、經濟熱浪正在包圍著我們的生活，而83歲的翻譯家文潔若，每天還沉浸在寫不完的文章和校不完的書稿中，她要求坐公共汽車去機場，她會讓鄰居替她取50元錢，然後說，“夠用上一陣子的。”我們能否認，確實有種精神在打動著我們嗎？2010年夏天，年過六旬的劉克陽女士獨自從北京坐火車，轉汽車，乘公交車，風塵仆仆地趕到向陽湖，含淚尋找父親、著名翻譯家劉遼逸的足跡，我們能無動於衷嗎？
向陽湖文化，一部活著的曆史，一座我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