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副刊》是誌摩夢想實踐的陣地，也是文人墨客們各抒己見的陣地。
1922年12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成立。對於社會主義的蘇聯，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存在著這樣的一個觀點：蘇聯同樣是帝國主義。為了反駁這個觀點，陳啟修在《晨報》的社會欄目發表了《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一文，不僅對“蘇聯是帝國主義”的觀點進行了有力的反駁，還讚揚了蘇維埃政權，並主張應該以蘇聯為朋友，而不是敵人。
當時的中國處於國民黨的統治之中，統治階級代表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敢於提出與社會主義的蘇聯為友的觀點，自然無異於石破天驚。因此他的文章發表以後，馬上就有人進行反駁了。
時任清華大學政治係教授的張奚若一向被人稱為“大炮”，在看到陳啟修的文章後立即義憤填膺地寫下了《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來反駁陳的觀點。他認為蘇聯隻是假借共產之名，實際上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蘇聯雖然不是帝國主義式的敵人，但其對中國的危害要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所以要對蘇聯嚴密防備。
就此，雙方就與蘇聯為敵還是為友的政治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作為編輯的徐誌摩公正而認真地對待了這個問題，他沒有袒護任何一方，而是將每一方的稿件都如實刊登出來。甚至在一周後，他還在文藝欄特設了“關於蘇俄仇友問題的討論”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兩個專欄，將意見不同的雙方稿件集中發表。
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大論戰持續了將近兩個月。
漫溢墨香的報紙，每一份，每一個字，都是誌摩的心血。他似乎從來沒有為工作如此癡狂過。在對稿件的審核中，他始終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公正地去對待每一篇文章，絕不會以內容的正反來決定稿件的命運。他看中的是稿件的質量，是有無新的發現。作為編輯，他始終明確地保持著中立的立場。
然而，他畢竟是有自己觀點的。雖然作為編輯，他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感情傾向，但作為徐誌摩，他卻將自己的感情抒發得淋漓盡致。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報副刊》上，他發表了《列寧忌日——談革命》，明確地表明了自己是站在反蘇立場上的。他用極富個性的語言向世人宣誓，他信仰的是個人主義，而不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
也許是徐誌摩這位重要人物出場了，也許是當時的社會狀態使然，這場政治大爭論以“反共仇蘇”的觀點稍占上風。
除了關於蘇聯的政治爭論，還有一場與大文豪魯迅相關的文學爭論。這是留日知識分子與留美知識分子之間的一大爭論，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自由的一次論爭。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北京各界人士將在中央公園舉行公祭。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生自治會打算前去參加，結果卻遭到校長楊蔭榆的阻撓，由此爆發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事件。這本是教育界的事情，但是不同的人對其卻有著不同的觀點，周樹人（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同陳西瀅因為觀點不同而展開了論戰。
在論戰中總是保持中立的徐誌摩起初並沒有參與，但是與陳西瀅的友情卻使他情感的天平出現了偏移。在看了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關於法郎士的《新閑話》一文後，他不禁感觸頗深。1926年1月13日，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閑話”引出來的閑話》一文，稱讚了陳西瀅的學問、文章以及品格。魯迅兄弟看到徐誌摩稱讚自己的“敵人”後不禁大為惱火，立即將鬥爭的矛頭對準徐誌摩。
周作人揮筆寫下《閑話的閑話之閑話》，並發給《晨報》。一向公正審稿的徐誌摩雖然明知他的矛頭指向自己，但還是在1月20日將其刊登出來。為了盡快解決這場糾紛，誌摩在同一期的《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再添幾句閑話的閑話乘便妄想解圍》，一方麵對周作人的責難進行了辯解，另一方麵也表明了自己希望盡快結束這場論爭的態度。
正鬥得難解難分的兩方，對於徐誌摩的“勸架”毫不領情，繼續固執地堅持著這場筆墨戰，似乎不分個高低勝負決不罷休。
感情總是會左右人的判斷。與陳西瀅的友情，讓徐誌摩也不能在勸解的過程中做到絕對的不偏不倚。他欽佩陳西瀅的為人與學識，無論怎樣，徐誌摩都把這份友情深深地烙在心上。
周陳之間的論戰，可以說是對時事的論爭，也可以看作私人之間的指責。在雙方越鬥越激烈的時刻，徐誌摩意識到如果不強加製止，論戰的結束恐怕是遙遙無期了。
在多次勸解未果後，他隻好在1926年2月3日發表《結束閑話，結束廢話！》，強烈呼籲雙方停戰：“帶住！讓我們對著混鬥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讓我們對著我們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聲。”
徐誌摩本是希望讓周作人幫忙調解一下的，因為魯迅的脾氣實在是難以捉摸，不想魯迅看到徐誌摩的《結束閑話，結束廢話！》之後，依然無法平複心頭的怒氣，在2月7日又發表了《我還不能“帶住”》，雙方的論戰又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