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什麼？曆史不是秦皇漢武，不是唐宗宋祖，更不是強權暴力和陰謀詭計。曆史是一種哲學，是一種大的智慧。誰掌握了這種哲學和智慧，誰就掌握了曆史，誰就能夠創造曆史。而司馬遷忍辱負重，用入木三分的洞察力、秉筆直書的責任感以及超人的毅力，給了我們認知哲學與智慧的良機，他的《史記》就是一部永不褪色的帝國曆史。
中國的曆史長河中承載著一種謀略型的文化。文化的深處未必是謀略，但謀略的深處一定是文化。而司馬遷的《史記》是第一次係統地對西漢以前的思想文化進行梳理的重要著作。他在演繹曆史的過程中，對曆史進程中所展現出來的哲學與智慧加以詮釋和解讀。
撥開紛繁複雜的曆史，我們不難發現，對中國的智慧、謀略、政治能夠產生影響的學派雖然有十幾家，但影響最大的依次是法、道、儒三家。秦漢上承春秋戰國，卻能夠將春秋戰國時期未曾付諸實踐的法、道、儒三家學說加以改造並實施，使之成為秦漢時期的正統政治思想，在秦代、西漢前期和西漢中期相繼為用，前後嬗替，對當時社會作出各自的貢獻。中國的智慧和政治雖然常常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狀態，但是尋根究底不難發現，萬變不離其宗，隻要掌握了這三家的思想精髓，也就把握住了中國曆史大勢中的謀略和智慧。
君主統治天下以法家思想作為手段，而法家思想的最大特點則是建立在非道德的基礎之上。法家之法的根源在於封建集權製，因此，它就特別強調“勢”。“勢”就是絕對的權威，是不必經過任何詢問和論證就必須承認和服從的絕對的權威。有“法”無“勢”，“法”不得行；有“勢”無“法”，君主不安。但如何才能保證“勢”的絕對性呢？這就需要“術”。“術”就是統治、防備、監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隱秘的具體權術和方法。中國封建時代的“法製”就是“法”與“術”聯手創造的禦臣、牧民的法術係統。“法”的實質是強力控製，“勢”的實質是強權威懾，“術”的實質則是權術陰謀。這些都是直接為維護封建王權服務的。
秦在統一六國之前，就素有實行法治的傳統。秦孝公時任用商鞅進行變法，商鞅死後，秦國實行法治的政策依然不變，秦國國富兵強，從相對落後的國家一躍而成為戰國時代最強大的國家。秦王嬴政不但繼承了這個傳統，還加以發揚光大，以法治國，號令天下，而秦始皇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統一前，秦國的政策是以耕戰和兼並為主要目標的；統一後，則要求以維護統一局麵和保持持續發展為目標了。秦代統治者沒有成功地實現這一轉變，結果導致了秦王朝的速亡。
西漢建立後，統治者能夠深切體會到秦末喪亂、凋敝的社會現實，並且注意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省刑少事，輕徭薄賦，休養生息，製定了以恢複社會生產為主要目標的比較寬鬆的政策。這一政策從先秦以來的道家學說中找到了理論依據，因為它最適合戰亂之後需要休養生息的社會現實，由此在漢初社會經濟恢複時期，道家思想便取代了法家思想，而與漢初的現實政治結合，成為漢初的主導政治思想。
道家的經典中，智慧的優越感隨處可見，處處顯示出對別的學派的鄙夷和不屑。黃老道術自以為是最聰明的學說，它認為天地萬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絕對的，永恒的，是永遠不可改變和褻瀆的；世間的人是有限的，對於道隻可以體味、尊重和順應。那麼，如何體味和遵循道呢？黃老哲學認為，那就是要順應自然，要無為，然後才能無不為。所謂“聖人無心，以天地之心為心”，說的就是聖人沒有自己的主張，萬物的自然運行就是聖人的主張。人如果不能體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順應自然，在現實中就容易招致禍害。但是在社會政治的實際影響力上，老子之學要到漢初黃老之治的實施後才正式被試驗著，因為在迭經春秋、戰國、滅秦、楚漢之爭之社會戰亂終告停止之時，人們終於發現爭強鬥爭的害處以及休養生息的重要，於是黃老學說的哲學觀點遂被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