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似乎是世界主流史學界並不認同中國有“夏”這個朝代，於是很多人就說中國其實是沒有“夏”這個朝代的。
但我認同夏朝的。
所以還是從這個爭議的朝代開始說。
夏朝的建立，是基於大禹家族私人力量的膨脹的。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轉變，根本上講，是所謂“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相比於同年代的西亞北非地區，實際上夏代的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發展是稍顯落後的——但農業社會的科技水平和工革之後的突飛猛進相比，畢竟還是差了許多，上古中國的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相比新月沃地和尼羅河三角洲而言，更多的差距還是在“天時”上。
衝積平原、年度的泛濫淤積，幫助古代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居民獲得了良好的從事農業種植的條件，當他們的奴隸製國家欣欣向榮時，中國的人們仍然處在部落或者部落聯盟的管理下。
但氣候更為適中，自然環境的承載力更加出色，水熱充足的“東亞兩河”間的大地上，成長出成熟的文明形態和國家形態也隻是遲早的事情。
我們有理由認為大禹治水是夏王朝誕生的重要條件。
治水的工作內容似乎不僅僅局限在黃河，淮河流域乃至長江流域也可能留下了治水工作者的足跡。經過大禹領導下的長期治水工作，華夏族生活的區域農業生產條件仿佛確乎是變得更佳了——水患在那個人口密集程度低，人類聚落規模小易遷移的時代，對人本身的直接威脅必定不如對人的勞動對象的威脅大。
你可能不會被淹死，但是你種的田被淹了個透，而你又不懂得田地荒廢後快速回複生產的方式，結果下半年你就被餓死了。就是這樣。
尼羅河泛濫的規律一旦出了差錯，古埃及就要出現大的變亂；兩河缺乏降水，流域麵積又小，新月沃地也注定隻能是一輪新月。
人類生產力水平低下時，麵對大自然隻能無比尷尬。
大禹的治水活動一方麵為穩固的國家形成提供了經濟基礎，一方麵為自己成為國家的領導人建立了民心。
部落們能夠穩固地居住在一地，國家就有了人民；部落聯盟有足以服眾者，國家就有了上層領導者；上層領導者有龐大的財產和屬民需要保護，就可以建設城池以保國；上層領導者最接近的家族部落成員拿起武器保護自己身處高位的權利，就有了國家的暴力機構。
大禹擁有這一切後，將華夏族穩定居住的區域內的最高權力控製在手中，就形成了夏的國家。
偃師二裏頭遺跡中發掘出了陶鼎，並且有較大的宮殿遺址。夏朝的存在並非僅僅是史書記載，隻是史料、考古證據尚未串成完整的線索而已。
夏王朝據稱已經有了形成建製的軍隊和官僚體製。
夏代是奴隸製國家，奴隸的產生，一方麵是本部落、部落聯盟內下層人員破產後轉化而成，另一方麵，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方麵，是戰爭。
亞曆山大大帝東征，雖然手下沒幾個人，掠奪奴隸的願望卻是大的很。
戰勝敵人之後可以將敵人的女人變成侍婢，將敵人的男人變成奴隸，這是上古時期戰爭的重要目的。獲得土地並不那麼重要，自己的國家還地廣人稀的很，敵人的領土食之無味，最多拆光他們堡壘城池就夠了。
中東地區無數偉大的城市就是因此而變成了永遠的廢墟。
奴隸是生產力中最重要的要素，有人幹活就行，土地是小問題。
土地是小問題，所以並不需要嚴格地劃分國界，隻需要辨明你是國都的人還是鄉野之人即可。奴隸依存於奴隸主、較富有的自耕農，自耕農作為最低級的自由民，應當已經具有成為軍人的資格的。
奴隸的地位是生產資料，而不是生產者——這是當時的狀況。因而奴隸也並不具有拿起武器包圍自己的生產資料的資格和理由，國家軍隊基本是由具有自由身份的人民組成的。
自由人是有財產，有能力武裝自己的，奴隸可沒有。
商軍東征東夷，結果老家被周軍抄了，這才想起來把奴隸派上戰場，可惜沒有經過軍事訓練、營養跟不上、裝備差勁的奴隸缺乏戰鬥力，更缺乏戰鬥意誌，結果反過來成了周軍攻破朝歌的帶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