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本土，為了加強中德文化聯係，建立了“德國東亞自然和人類學協會”、“東亞藝術協會”、“漢堡不來梅東亞協會”等。在德國開始出現研究中國的熱情。學者們對“中國學”的研究漸加精密，形成科學的“中國學”或“漢學”。自甲柏連（GeorgvonderGablentz）1881年出版名著《漢文典》（ChinesischeGrammatik）以來，德國的漢學研究如旭日初升，所取得成就令人刮目。衛禮賢之於經學，福蘭格之於史學，佛爾克（AlfredForke）之於哲學，柴赫（ErwinvonZach）之於訓詁與文學，儼然成為德國的“四庫全書”。20世紀初，一些中國古典名著相繼被譯成德語出版，它們是漢學家盧德爾斯貝格爾（HansRudelsberger）譯的《封神演義》（1914年譯了一半）；布伯爾（MartinBuber）節譯的《聊齋誌異》；漢學家老甲柏連（HansCanonvonderGablentz）19世紀從滿文縮譯的《金瓶梅》和庫恩（FranzKuhn）縮譯的《紅樓夢》。戲曲方麵比較重要的德譯本是克拉朋（AlfredHenschkeKlabund）的《灰闌記》和洪濤生（VincenzHundhausen）的《西廂記》。抒情詩方麵常譯的有詩經，陶淵明、李白、白居易的詩。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易經》的德譯本已有八種以上。
在中國方麵，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初，出現一種不明確的多元的文化政策，其主要內容是“向西方學習”。洋務派一心想仿德國的富國強兵之術，以鞏固搖搖欲墜的政權。1896年李鴻章出使俄、德，特地跑到弗裏德裏希斯盧莊園去拜訪早就下台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殷殷相詢：“然則為政府言，請問何以圖治？”俾斯麥答：“以練兵為立國之基，舍此別無長策。”李鴻章於是說：“必將仿照貴國軍製，以練新兵。”這些話見《李鴻章曆聘歐美記》書中所載，卻無一語談及中德文化，隻有李鴻章帶去的廚師班子和中國菜肴，給西方留下深刻印象。李鴻章離去時，留影題詞，詞曰：“仰慕畢王（即俾斯麥）聲名三十餘年，今遊歐洲，謁晤於非得裏路（即弗裏德裏希斯盧）府第，慰幸莫名。光緒廿二年五月望日”，算是唯一留下的文字手跡。洋務派和清廷曆任駐德國公使在中德文化交流中未起特殊作用。20世紀初中國出現的小說《孽海花》，可說是中德文化交流的畸形產物。書中主角賽金花，隨狀元出身的才子洪鈞出使德國，時年方十六、七歲，並無可能同年逾半百的總參謀長瓦德西相遇相愛之事，而書中卻加以渲染，並宣揚一種妓女愛國主義，這在大多數中國人是不讚同的，倒是投合了洋務派的所好。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支持立憲維新運動，對德國的憲政、立法相當崇敬。1904年中國廢除科舉製度，自此才對西方現代的自然科學、精神科學和政治、社會思想真正開放大門。1905年的所謂五大臣出洋，就是去考察歐美的憲政的。五大臣之一的戴鴻慈，在其《出使九國日記》中，對德國的立憲政體倍加肯定。他在參觀“柏林大學堂”圖書館（藏書120萬部）和軍事博物館時印象很深。此後有一些更為激進的知識分子，留學德國，尋求救國之道。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德之間的文化活動近乎完全中斷。
七、1919—1949年間
1919年9月15日，中國宣布結束對德戰爭狀態。1921年5月20日，中德兩國簽訂《中德協定》，這是中國第一次與列強之間在平等和互不歧視的基礎上簽訂的。在這一年，魏瑪政府把瓦德西從中國掠去的北京天文台的儀器歸還中國。德國在華的發展重點轉向經濟和文化領域。
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德國文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經過其他外語翻譯介紹到中國。1920年陳望道第一個從日文翻譯出版整本《共產黨宣言》。一些著名的德國哲學著作，如康德、黑格爾的作品被譯成中文。中國學者王國維早在1910年以前就研究過叔本華、康德和尼采的著作。以後其他學者研究過黑格爾哲學，沃伊肯（RodolfEucken）的新唯心主義“能動主義”哲學和德裏施（HansDriesch）的新活力論，後者曾於1922年來上海講學。大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也曾於1922年由日本返國途中在上海講學，《東方雜誌》1922年第19卷第24號就專辟為《愛因斯坦號》，以資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