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亦稱《呂覽》。《漢書·藝文誌》著錄為二十六篇，今本分二十六卷，計《十二紀》六十一篇，《八覽》六十三篇，《六論》三十六篇，共一百六十篇。《呂氏春秋》是戰國末秦相國呂不韋集合門客編篡的，是雜家的代表作。《呂氏春秋》以儒家的德義教化融會陰陽家的五德終始、物類相同則相感相召的學說為基礎，廣泛吸取了道、法、墨、兵、農諸家之長。《呂氏春秋》成書在公元前241年至公元前239年。
呂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人，本為巨商，因扶立秦莊襄王有功，被任為相國，封文信侯。秦王政（秦始皇）年幼繼位，他繼作相國，主持朝政，號稱“仲父”。秦王政親政後，呂不韋被免職，後貶至蜀郡。公元前235年，呂不韋自殺。
《呂氏春秋》通行本有畢沅校刻本《呂氏春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本文以陳奇猷校釋本為底本。
《呂氏春秋》中，談到軍事的篇目很多。這些篇目是：《先己》、《蕩兵》、《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選》、《決勝》、《愛士》、《順民》、《審己》、《義賞》、《審應》、《上德》、《用民》、《適威》、《為欲》和《召類》。總之，《呂氏春秋》包括的軍事思想內容豐富，也很有價值，可供總結研究的材料也很多。但是，本文隻著眼於研究《呂氏春秋》的軍事戰略思想。
《呂氏春秋》的軍事戰略思想，按照今天戰略的含義——對戰爭全局的謀劃和指導這個標準，對《呂氏春秋》用兵思想進行全麵考察和認識，就會看到《呂氏春秋》的軍事戰略思想大致包括“信勝”、“義勝”、“德勝”、“順民勝”、“智謀勝”、“勇勝”、“慎勝”、“賞罰勝”、“人武器地勢結合勝”、“義兵勝”十個方麵，姑且稱之為《呂氏春秋》“十勝”戰略思想。
一、信勝
《呂氏春秋》中所說的信，指的是信用。它把政治上的“信”與軍事上的“詐”相對而言。《呂氏春秋》明確提出了“以信為管”（《用民》）、“信，國之寶也”（《為欲》）的戰爭指導原則。
《呂氏春秋·用民》說，夙沙的人民，自己起來攻擊他們的君主，並投奔了神農氏；密須的人民，自己起來捆綁他們的國君，而歸順了文王。商湯和武王不隻是能使用自己的人民，又能使用本來不屬於自己的人民。能夠使用本來不屬於自己的人民，國家雖然小，戰士雖然少，功業和名聲依然可以建立。古時候有不少由一個平民起而平定天下的，都是因為能夠使用不屬於自己的力量！要想使用不屬於自己的力量，就不能不深刻了解使用的根本原則。夏、商、周三代興起的方法沒有什麼不同，都是“以信為管”，即用信義做為根本原則。這段話告訴我們，政治上講信用是戰爭勝利的先導，因為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呂氏春秋·為欲》以晉文公“攻原得衛”為例，說明“信，國之寶也”的道理，從而闡明了“信”是奪取戰爭勝利的根本保證的道理。《為欲》篇指出：晉文公攻打原國，與士卒約定以七天為限，七天過去了原沒有攻下來。晉文公下令軍隊撤退。謀士對文公說：原眼看就要攻下來了。軍隊官佐也請求再堅持一下。文公說：“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軍隊終於撤退了。第二年，晉軍又攻打原國，文公與將士們約定，一定要攻下來，然後才班師回國。原國人聽到了晉文公的話，就趕緊投降。溫國人聽到這件事，認為文公講信用到了極點，就歸順了他。《呂氏春秋·義賞》篇講到晉文公在城濮之戰中，把咎犯的“用詐”說成“一時之務”，把雍季反對詐偽之道的言論說成“百世之利”，這和《呂氏春秋·為欲》篇強調誠信的戰爭指導原則是一致的。其實，政治上講信用與戰爭中用詐術，對己講信用對敵施詐術，是並行不悖的兩件事，《呂氏春秋》把這兩者混淆起來，是錯誤的。
二、義勝
《呂氏春秋》中的“義”，包括“仁義”、“正義”、“正道”等內涵。因此，義勝的內涵，也會隨情況的變化而有所區別。
《呂氏春秋·決勝》：“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的具備，成了用兵的根本所在之一了。《決勝》篇接著說：有了義，敵人就會孤立無援。敵人孤立無援就會上下空虛、人民渙散；敵人孤立無援就連父兄也會怨恨，連賢人也會抨擊朝政，亂子就會從內部產生。這就是說，具備了義，就具備了取得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之一。
《呂氏春秋·論威》篇甚至認為，義，是種種行為、事物的綱領，君與臣、上與下、親與疏的種種區別，是由此而產生的，一個國家的治與亂、安與危、勝與敗的根源，也在於此。或勝或敗的緣由，不須從外界條件推求，一定要反過來考察自身。
《呂氏春秋·召類》：“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這裏，把行義作為用兵的兩個目的中的一個。
《呂氏春秋·蕩兵》指出：如果戰爭確實是正義的，為的是誅殺殘暴的君主而拯救苦難的人民，那麼，人民的喜悅，就好比孝子見到了慈愛的父母，就好像饑餓的人民見到了美好的食物；人民呼喊著前來投奔，就好像強有力的弩弓射向深穀（那樣迅速），就好像汪洋大水決了堤壩（那樣不可阻擋）。
三、德勝
德，德行。《呂氏春秋·先己》指出：要想治國治人，就必須首先修治己身，“欲勝人者必先自勝”。作者以夏啟與有扈之戰為例，論證了以德服人不戰而勝的道理。《先己》篇說：五帝先發揚大道，然後注重德行，所以德行沒有比他們更隆盛的；三王先施行教化，然後運用殺伐，所以成就王業沒有比他們更完美的；五伯先講禮讓，然後才用兵，所以兵威沒有比他們更強大的。現在的情況卻不同，巧謀和詐術競相出現，輪番使用，攻伐爭奪無休無止，被滅的國家和受辱的君主越來越多，這是因為所做的事情隻在細微末節方麵。夏啟和有扈戰於甘澤，沒有取得勝利；各軍將領要求再戰。夏啟說：“不可以。我的土地不狹小，我的人民也不少，作戰卻不能取勝，這是我的德行不厚和教化不良啊。”於是，夏啟坐臥隻鋪一層席，吃飯隻要一樣菜，不設置琴瑟鍾鼓，不聽音樂，子女不加修飾裝扮；親愛親人，敬奉老人，尊崇賢者，信用能士。這樣做了一年之後，有扈氏就感化歸服了。
《呂氏春秋》的作者十分崇尚德教，德教似乎可以萬能。《呂氏春秋·上德》：“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以亢矣；太華之高，會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不臧（藏）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謂之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呂氏春秋·愛士》說：“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這兩篇都在強調德教的意義和作用。
《呂氏春秋》在強調德教萬能之後，似乎又感到德教萬能有缺陷，便提出了“先德後武”說，以彌補德教萬能之不足。《呂氏春秋·上德》篇又說：“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現）先德後武也。舜其猶此乎，其臧（藏）武通於周矣。”
四、順民勝
《呂氏春秋》繼承了春秋戰國時代儒家典籍中成王業必先得民心的思想。“順民，使民心順應。必須首先得到人民的擁護與支持，才可以建功立業，才可以進行戰爭”（《先秦諸子軍事論譯注》下冊第864頁）。
《呂氏春秋·順民》指出：“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無論大國小邑，人民都有所希求，統治者必須滿足。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要求並不多、不高，也容易滿足。成湯得民，是為民求雨；文王得民，是請求紂王廢除酷刑；越王勾踐得民，一是與臣民共勞作，二是與臣民共甘苦。所以，“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