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政府時不時地提到刺激政策以穩定人們的情緒，這樣的手段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小間接損害。
經濟增速放緩是中國經濟再調整，不再倚重泡沫不可避免的一個過程。刺激政策的目標事實上可以是最小化間接損害（係統性風險），而不再是讓泡沫再度膨脹。由於中國杠杆率已超過GDP的兩倍，且市場情緒脆弱，泡沫一旦再度膨脹，引發的將會是對資產的大規模拋售，而非購入，後果很可能使投機活動崩潰，而非經濟重拾活力。
正確的刺激政策應該是降低消費稅和所得稅稅率，以提振家庭部門的支出。中國無論如何都需要增加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這樣的刺激政策才有助於實現經濟的再平衡，緩衝經濟增速放緩帶來的負麵影響。由此導致的財政赤字則可以通過發行更多國家財政債的方式來覆蓋。不過，雖然這是較為理想的做法，但成為現實的可能性較低，因為地方政府不願意喪失財政收入。
錯誤的刺激政策是大幅增加流動性，例如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或者刺激市場的投機情緒，如大肆宣傳城鎮化和政府優先“穩增長”。這些舉措合到一起，將有可能將流動性引向房地產投機，進而為地方政府提供持續的收入，來維持其目前的支出模式。但是，即使這一方式行之有效，也隻能是將泡沫破裂的時間延後，給未來留下一個更大的爛攤子。不過，這個可怕的情況不太可能會發生。公眾對這類刺激政策的態度已經相當負麵，因此其效力很可能微弱且短暫。政府不會想要冒這麼大的一個風險，並在這個過程中喪失信譽。
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政府將時不時地提到刺激政策以穩定人們的情緒。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下調可能主要被用來提振市場情緒。這樣的市場情緒管理手段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小間接損害。
投機空間縮小
目睹中國一係列疲軟的經濟數據後，國際金融市場已經達成某種共識，即一個大的刺激政策將要到來。這基於以下假設：中國政府往往將短期增長置於其他目標之上；此外，中國銀行體係的存款準備金率較高，而中央政府的負債率仍較低，有很大空間實施刺激政策。我認為市場是錯誤的。中國不會像2008~2009年那樣再度實施大規模的刺激政策，隻會在與特定基礎設施相關的項目上出台刺激政策，來穩定市場情緒。
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仍有降低的空間，但這主要是為了提振市場信心和減緩不良貸款出現的速度，而不是為了逆轉經濟放緩的勢頭。除中央政府外，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負債能力已經基本耗盡。看不到中央政府出台任何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的可能性。
中國2008年的“4萬億”財政刺激政策給中國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損害。該刺激政策的長期負麵後果是與其對增長的短期提振作用成正比的。
引發投機泡沫需要滿足兩個必要條件：看漲的情緒和舉債的空間。1998年的經濟改革之後，到2008年，10年間中國經濟維持了很高的增速。由於此後幾乎沒有再進行任何有意義的經濟改革，到2008年中國經濟已經產生了嚴重問題，尤其是人民幣緩步升值導致熱錢單向流入中國，由此積聚的泡沫已然很大。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07~2008年股價的飆升和之後的股市泡沫破裂。盡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打擊了中國的泡沫動能，但泡沫並沒有被完全摧毀，中國國內仍有大量舉債空間。雖然企業的負債率高企，但地方政府和家庭部門的負債率仍然不高。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中國經濟再調整的最好時機。那場危機的附帶好處是，中國可以以低價獲取大量的資源和技術。其時，中國國內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已經浮出水麵，危機的社會成本理應是最小的。但當時我仍預測，中國政府可能會進行大規模刺激，而後果會是泡沫、通脹和債務危機。預測是基於這樣的觀察，即太多體製內人士的利益已與“成功”的投機行為綁在了一起。
“4萬億”事實上隻是個口號，實際情況是，銀行降低放貸標準，讓經濟體以舉債的方式強行推進增長。這相當於大幅削減信貸成本。在一個已經高度投機的環境下，如此大規模地降低信貸成本會引發嚴重的投機狂躁症，尤其是在土地和房地產領域。
“好刺激”無望
中國確實需要正確的刺激政策，不僅用於緩衝經濟下滑的不良影響、降低信貸泡沫收縮帶來的間接損害，還需要借此加速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中央政府的負債率不高，可以加大負債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支出應該用於正確的領域，做更多有益的事情，而不是用於延後泡沫破裂的時間。
我已多次提到，中國應該減少相當於1萬億元人民幣的稅收以提振需求、消化產能過剩、促進經濟再平衡。但當土地出售不再活躍時，由於地方政府全都缺乏資金來源，他們不會支持減稅。我們不能忽略這一政治現實，盡管這對經濟體極為不利。正確的做法是，衡量地方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削減不必要的財政支出。不過，我估計這一情況也不會出現，因為地方政府隻有在從影子銀行體係獲得的資金或是賣地得來的收入減少時，才有可能削減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