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看，晉商家族雖然重商，但也不輕學，他們是商學結合，學中有商，商中有學，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學問之士。就連舉人出身、任教20餘年，自命不凡的劉大鵬在其《退想齋日記》中也承認：“餘於近日晉接周旋了幾個商人，勝餘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後，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
學而優則商，造就了一個個世商巨賈，也造就了精明、誠信的晉商群體。在官本位的社會中，學而優則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異類更是新生。當重商成為時代的強者的時候，財富時代就來臨了。晉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無疑有“學而優則商”之功。以商為本，以商選人，晉商豈有不興之理？
有學識，有謀略，眼界廣，善決斷，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與成功的距離，在生意場上少走彎路。一個學識粗淺、見聞狹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樣設置場麵，創造氣氛，也不知道怎樣招攬顧客，更不知道怎樣樹立自己的信譽，衣飾粗俗，出口粗話，這樣，顧客未進門也許就給嚇跑了，還能賺什麼錢？
2儒賈相通，商而優則仕
對於儒和賈，明清社會上的一般看法是“儒為名高，賈為厚利”，認為儒、賈追求的目標不一樣。但一些晉商卻提出了儒賈相通觀，他們認為行賈也可習儒，儒可賈，賈可仕，仕可不失賈業。
在晉地有句廣為流傳的歇後語，“秀才學生意——改邪歸正！”這是對“學而優則仕”的官本位思想的蔑視。視讀書做官為“邪”道，以致於在晉地出現了科舉應考的考生不足錄用數額這種極為少見的現象。這就在晉地大儒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中扼腕痛惜的原因。晉人之所以敢對官本位和功名利祿意識發出挑戰，關鍵在於他們手中有銀子，尤其是很多商人手中的銀子比當官的要多得多！
經商能暴富，利益的強力驅動促成了晉人棄儒就商的風俗形成。因此，晉人讀書的目的與其他地區不同，子弟不願十年寒窗考取功名、謀求官位，而把對功名的追求用在了生意上。但晉地的棄儒並非完全放棄了讀書，而是把千百年讀書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徑變了。通過經商，也能光宗耀祖，揚名四方；通過經商，也能過上錦衣玉食的日子；通過經商，也能“捐官”，照樣享有讀書做官的榮耀。
晉人普遍篤信賈可儒、儒可賈、賈可仕，從事經商並不放棄讀書，而讀書不為做官而為滿足經商的需要，這種觀念的更新無疑是其富足的原因之一。當中國絕大多數地區的人們依舊把“讀書做官”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途徑時，晉地的子弟們早已在市場上奔波了。無論世代為商者，還是力耕僅足以溫飽的小家，都讓子弟不放棄讀書，但讀書是為經商服務的，並非以“讀書做官”為唯一的目標。
晉商所具有的儒賈相通觀，使其不僅一味重利，還與官場建立了良好關係，甚至在晉商鼎盛時期“商而優則仕”、“仕而為商”屢見不鮮。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稱，而商人中的鹽商、銅商等更與舊室王朝的命脈相通。山西票號創立後，晉商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彙兌軍餉、籌借彙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
按照朝廷的規定，晉商捐輸銀兩換得大小不等的榮譽官職。當年日升昌的二掌櫃毛鴻（歲羽），為家族中祖孫五代人都換來了大大小小的頂戴。祁縣喬氏喬致庸的三兒子喬景儼執掌家政時也捐了個三品官賞戴花翎，以後又晉升為二品，為道員分省後補。晉商透過這種途徑，由商入官，憑借官商結合的特殊身份，他們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也獲得了別的商人無法得到的官場內幕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