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碧瑩對廣州在早期中美貿易中的地位進行過比較係統的考察。她認為，早在殖民地時期，北美居民就已經獲知廣州。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後”號首航廣州，標誌著中美貿易的開端。剛開始廣州人把美國人誤認為是英國人，後來才知道是一個新興國家的公民，稱之為“花旗國人”。廣州商人和地方當局對美國人以禮相待，給他們提供貿易上的方便，美國人也為此深表感謝。美國人采取了種種措施，努力發展對華貿易，例如改進船舶性能，增加貨物品種。為了便於開展對華貿易，最早來到廣州的美國人還積極探索新方式來處理對華商務和人際關係。梁碧瑩在其專著《龍與鷹：中美交往的曆史考察》中進一步分析了廣州在早期中美關係中的地位，認為廣州是中美關係的肇始地；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最早都是通過廣州這個窗口了解對方的；廣州又是美國第一批新教傳教士涉足的地方，第一所由美國人創辦的西式醫院也出現在廣州。
2.關於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研究
隨著中美經濟貿易的興起，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也逐漸開展。在鴉片戰爭之前，中美之間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美國來華傳教士。他們為了在中國打開傳教的新局麵，采取了種種措施，如興學、行醫、譯書、辦報等。同時，這些傳教士們還熱情地向美國介紹中國文化。美國早期來華傳教士的這些文化活動，對於1840年後的中國及中美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
長期以來，西方學者是研究美國早期來華傳教士問題的主要力量。他們的研究不僅起步較早，而且比較深入，研究視角也很多元。中國自20世紀初期開始出現一些關於美國早期來華傳教士的著述，但大多出自教會人士之手，很少能算得上是嚴格的學術著作。1949年之後，大陸學術界基本上依據“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模式”來看待美國早期來華傳教士，對他們在醫療、文化、教育、出版等方麵的活動關注得很少。
20世紀世紀80年代後，國內學術界對於外國傳教士的研究逐漸擺脫了簡單化、模式化的傾向，並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研究成果的數量大增，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以及研究範式上都有突破。顧長聲於1981年出版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是全麵研究外國來華傳教士的拓荒性著作，該書記述了自鴉片戰爭至1949年外國主要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過程，被學者們所重視。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研究外國傳教士的熱潮。熊月之撰寫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把早期歐美基督教傳教士作為傳播西學的主體，深入探討了他們在文化領域的各種活動，並且對他們作了中肯的評價。王立新的《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從現代化角度出發，專題考察了美國傳教士對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影響。2000年，吳義雄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出版，為新世紀深化對外國傳教士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上述這些開拓性的著作，都涉及美國早期來華傳教士。
其他一些著述，也討論了美國早期來華傳教士。例如，梁碧瑩在《龍與鷹：中美交往的曆史考察》一書中專設一章(第四章)，對美國傳教士與中美關係進行了比較詳盡的考察。該書分析了美國傳教士來華的背景、傳教的目的與手段以及種種文化活動。書中寫道，美國傳教士來華，與福音奮興運動、美國對華貿易的興起、馬禮遜在華活動密切相關。由於清政府的禁教政策，第一批美國來華傳教士多集中在澳門、廣州等地。他們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雖然收效甚微，但他們的興學、行醫、辦報、譯書等活動卻受到了中國人的普遍歡迎。書中認為，美國傳教士在中國除了自身從“教”外，亦與商、軍、政發生密切的關係，即亦商、亦軍、亦政。亦商指的是傳教士來華得到商界的慷慨支持；亦軍指的是傳教士與對華侵略戰爭關係密切；亦政指的是傳教士直接參與了政治活動。正是因為身份多重，所以對美國傳教士的評價也比較複雜。在作者看來，美國傳教士“無疑是殖民侵略的一支力量，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了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但“適應了西學東漸的潮流，把傳教和宣傳西學結合起來，在客觀上起了促進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中西文化交流的積極作用”。
何大進對美國傳教活動的緣起進行較為詳盡的考察。他認為，美國對華傳教運動的發生，首先根源於美國傳教士的政治熱忱與傳播“福音”的強烈使命感，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國國外傳教運動的影響。而早期中美貿易的迅速發展，有力地推動了美國對華傳教運動的開展，並為美國傳教士的早期活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何大進還對早期美國傳教士參與政治活動的原因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他認為，由於清政府的禁教政策、閉關政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使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困難重重，舉步維艱。因此他們主張采取強硬政策，鼓動社會輿論，以迫使清政府開放。最早的中國近代報刊幾乎全由外國傳教士創辦。這些中外文期刊，不僅促進了基督教在華人中的傳播，推動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而且開我國近代報業之先河，為中國近代報刊業的發展提供了先進的印刷技術和編輯排版方式，在中國新聞史、報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鄧穎芝對1815-1842年來華傳教士的辦報活動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析，並且肯定了這些活動對於傳播西方先進文化、推動中國近代報業發展的積極作用。
仇華飛的《早期中美關係研究》是進入21世紀後研究該專題的一部比較重要的著作，書中對美國早期來華傳教士進行了重點研究。作者認為，“早期美國傳教士不管他們是受國內差會組織的差遣，還是自己心甘情願，不懼路途遙遠和各種艱難險阻獨自來到中國民間傳教，其虔誠地信奉上帝之心不能簡單地與文化侵略聯係在一起。因此，早期美國傳教士來華，無論其傾向性還是功利性，都不應該簡單地和19世紀50年代後傳教士在華活動相提並論”。他分析了早期美國傳教士來華的原因：首先是因為美國差會組織確實注重對華宗教文化的傳播活動，並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其次是受18世紀末興起的全球性基督教福音傳播運動的影響；最後是因為受到商業冒險精神的鼓舞，決心尋找海外目標實現他們的信仰。他對早期來華傳教士的作用基本持肯定態度，認為他們“傳播許多西方先進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激發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對中國近代化的思考，引發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學習西方的熱潮。
20世紀後期大陸學術界在研究美國早期來華傳教士時，一個明顯的趨勢是，越來越重視對個別人物的研究。其中研究得最多的是裨治文和彼得·伯駕。下麵就學術界對這兩個傳教士的研究狀況作一總結，並借此說明近30年來大陸學術的進展。
3.關於裨治文的研究綜述
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年)，中文又名高理文，1830年受美部會派遣來華傳教，此後，居留中國長達30餘年。裨治文是第一位來華的美國傳教士，在早期中美關係史中占有較高的地位。裨治文在中國時，不但活躍於出版、教育和醫務等工作，還直接參與到中美外交活動中。
顧長聲在1985年出版的力作《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中，介紹了裨治文的生平和在華活動，使中國讀者得以比較清楚地了解這位頗具影響的美國傳教士。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此後，關於裨治文的研究逐漸增多。王立新對裨治文的《美理哥國誌略》進行了分析。他認為，裨治文的寫作動機旨在傳播美國文明教化，以打破中國的閉塞無知。裨治文把美國描繪成一個民主和法製的社會，意在宣傳美國的政治和社會製度。這種介紹雖然在當時的中國並不會得到仿效，但由於西方民主精神與儒家民本思想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性，所以在晚清專製製度弊端叢生、吏治腐敗的情況下很容易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共鳴，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定的影響力。王立新還指出，裨治文的《美理哥國誌略》是魏源《海國圖誌》中有關美國內容的最重要來源，魏源不僅認可美國的民主製度，而且還把美國看成是中國“有益無損”的“誼”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