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不少學者研究過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茶葉貿易。例如，吳建雍在《清前期中西茶葉貿易》一文中，將鴉片戰爭前的中西茶葉貿易曆史分為三個階段，並且認為，歐洲各國東印度公司圍繞茶葉貿易而展開的激烈競爭，客觀上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日益擴大的海外市場，此後，無論茶葉出口數量還是種類的變化，都與國際市場的規模及需要緊密相關。陶德臣在《論清代茶葉貿易的社會影響》一文認為，茶葉貿易給中西雙方政府、茶商都帶來了巨額利益；茶葉貿易的開展，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茶業的發展，促使茶農、茶商對製茶技術進行改進，使某些地區的區域經濟繁榮起來；茶葉貿易是外交和軍事鬥爭的重要砝碼；茶葉大量輸入西方後，使人們的飲食習慣、娛樂方式、禮儀等方麵有了很大變化。最近，仲偉民在《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一書中，將中國與歐洲之間的貿易關係置於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了綜合考察，並且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結論：“在18和19世紀，成癮性消費品在全球流行和蔓延，並極大影響了曆史的進程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其中與中國有關的兩種成癮性消費品是茶葉和鴉片，正是這兩種主要商品使中國卷入了全球化大潮之中。然而，茶葉在西方的命運與鴉片在中國的命運截然不同。……英國工業革命與飲茶盛行的時間幾乎重疊，可能不是偶然。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個時期的中國人癡迷於鴉片而不能自拔，不僅耗費了大量財富，而且嚴重損害了中國人民的身體健康，中國人成了真正的‘東亞病夫’，也直接導致了中國19世紀的危機。
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商品貿易，無論是絲綢、瓷器、茶葉，還是其他商品，都是由各國商人販運的。中國與歐洲的海上貿易，是通過中國與歐洲各國家之間具體的貿易往來而實現的。抽象的中西貿易或中西關係並不存在。因此，要研究中國與歐洲的海上貿易，就必須探討中國與歐洲各國的曆史關係。20世紀80年代以後，關於中國與歐洲各國曆史關係的研究不斷加強，這是中國大陸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繁榮的一個重要表現。中國與歐洲主要國家曆史關係的研究繼續受到重視，例如中國與法國曆史關係的研究。1980年，張芝聯發表了《曆史上的中法關係》一文，簡明而生動地介紹了中法兩國早期交往的曆史及中國在文化藝術上對法國的影響。文章回顧了法國第一次遣使來華及1698年法國第一艘商船“昂菲德裏特”來華的過程，指出中國和法國之間的真正關係是從17世紀開始的。作者在評價17、18世紀法國來華傳教士及其影響時認為：“十七、十八世紀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士在傳教方麵的活動收效很小，但他們在溝通中法兩國文化方麵卻起了不少作用。”後來，耿昇在《從法國安菲特利特號船遠航中國看17-18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一文中，對“安菲特利特號船”來華的緣起、過程及貿易情況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不僅如此，學者們還對中國與歐洲一些小國家之間的曆史關係也進行了研究，而此項研究在1980年之前極少有人論及過，基本上是空白。例如，1981年，夏鼐發表了《中國、瑞典友好關係的曆史》(《外國史知識》1981年第8期)、王禁聲發表了《中國瑞典交往史話》(《人民日報》1981年9月6日)。此後陸續有文章發表，如章文欽的《清代廣州的瑞行》(《曆史大觀園》1990年第6期)、蔡鴻生的《清代瑞典紀事及廣州瑞行商務》(《中山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龔纓晏的《哥德堡號沉船與18世紀中西關係史研究》(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譚》，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中國與葡萄牙曆史關係的研究在前麵已經作過回顧，中國與英國曆史關係的研究在下麵有專門一節，中國與西班牙曆史關係的研究可見本書下編第四章，這裏主要介紹一下1980年之後關於中國與荷蘭曆史關係的研究情況。
荷蘭是繼葡萄牙、西班牙之後來到中國的歐洲主要國家。17世紀的荷蘭是個航海大國，被稱為“海上馬車夫”，掌握了東西方海上貿易的主導權。當時，荷蘭還占領過台灣。這樣，對於中國學者來說，荷蘭與中國的關係就更加重要了。1978年之前，大陸學術界的研究，主要圍繞荷蘭殖民者對中國的侵略以及中國人民的反侵略而進行的。進入80年代後，學者們的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研究深度不斷拓展。
80年代初，學者們開始關注清荷聯盟攻台這一以往被忽略的問題。康熙年間，在清朝統一台灣的過程中，荷蘭殖民者曾多次派遣艦隊，打著“支援大清帝國”的旗幟來華。胡又環在《康熙初年荷蘭艦隊來華目的》一文中對荷蘭人的真實目的進行了分析。鄧孔昭在《1662-1683年清荷關係探討》一文中認為，清廷在利用荷蘭殖民者的軍事力量攻打台灣時，還是意識到讓西方殖民者卷入中國內戰所可能導致的危險，所以對荷蘭人保持了一定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