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振華在《牽星術——十五世紀初有關西亞東非天文航海的記錄》中，對此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文中認為：“《鄭和航海圖》的天文航海技術，是有吸收印度人和阿剌伯人的天文航海經驗，像觀測恒星高度所使用的儀器以及計算高度的指、角之數，都是吸收當時航行於印度洋上的先進經驗。但是，作出《鄭和航海圖》這一張圖，卻是中國人利用他們所吸取進來的這些印度、阿剌伯人的航海經驗而加以發揚光大。”韓振華：《牽星術——十五世紀初有關西亞東非天文航海的記錄》，收入韓振華的《航海交通貿易研究》。可惜的是，不知道這篇文章寫於何時。從該文所引文獻來推斷，應當是60年代的作品。
1977年，由華南師範學院、北京天文台、廣州造船廠等單位聯合組成的“航海天文調研小組”通過文獻研究和實地調查，認為牽星術中的角度單位“指”在漢代就已經有了，而不是來自阿拉伯航海術。這個小組進而推斷：“我國航海天文的牽星術量度方法起源於戰國時期。”參與這項研究的劉南威等人後來繼續認為：“我國牽星術中所用的‘指’，顯然是古代傳統的量角單位。《鄭和航海圖》中關於‘指’的含義，也和戰國、漢、唐的測角方法基本相同”，“牽星術是我國古代天文航海中的重要成就”。
但從8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中國古代牽星術是受阿拉伯航海術影響的，同時也融入了中國的航海術。例如，孫光圻等人在《試論鄭和牽星術中的阿拉伯天文航海因素》中論證說：“無論從牽星儀器、牽星單位，還是從牽星記錄、牽星對象等方麵考察，在明代鄭和下西洋牽星術中，所汲取的阿拉伯天文航海的因素是非常眾多和明顯的。然而，這種汲取並非是被動的，相反，它是一種主動的行為，是一種根據中國人的航海需要，結合中國人的航海特點，對引入的外來先進的航海文明，進行改造、提高、溶化等再創造的能動過程。”孫光圻、陳鷹：《試論鄭和牽星術中的阿拉伯天文航海因素》，發表於1990年7月在江蘇太倉舉行的“紀念鄭和下西洋585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收入孫光圻的趙鹿軍也認為：“鄭和航海所用牽星板是中國傳統天文航海與阿拉伯的相融合的產物。”金秋鵬則針對劉南威等人的文章，指出：中國古代的航海天文學“雖可以歸納進古代天文學的總體之中，但它與傳統天文學的主流的關係並不大。它是由航海者在航海實踐中創立和發展起來的，有著自己的發展曆程”，中國人開始應用牽星術的時間“大約是在元末或者明初”；牽星術“並不是中國傳統天文學的產物”，而是“從阿拉伯天文航海術中傳入或引起的”。
第六，關於古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與中日之間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研究成果並不多，這主要是由於當時“日本政府追隨美國的敵視中國的政策，中日邦交處於非正常狀態”，所以，就整個大陸的學術界而言，對日本的研究“尚處於一種零散狀態”。
在這些論文中，王立達的《七-九世紀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經過及其影響》通過介紹“遣隋使”和“遣唐使”，強調“中國和日本是近鄰，兩國在曆史上有著長遠的和平相處的關係”。而王裕群的《明代的倭寇》則論證了“明代海上貿易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破壞海上貿易的海盜——倭寇，它是以日本封建諸侯、大商賈所支持的武士、浪人等流氓所組成的，是專門掠奪財富的一種海上強盜。它不僅阻撓著海上貿易的進行，而且向中國沿海直至內地省份騷擾，這些強盜帶給中國沿海人民的損失是巨大的”。同一年同一份雜誌上的兩篇文章，結論卻不相同，正好折射出了時代的特點。
賀昌群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話二則》是上述論文中學術價值最高的一篇。該文討論了“古代日本和中國的交通路線”以及“古代日本僧徒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貢獻”這兩個問題，有不少論述至今依然值得重視。例如，作者在講述中日之間海上交通路線時指出：“由於古代航海術、造船術的不發達”，所以在7世紀之前，“日本與中國的交通往來多經由朝鮮”；日本與中國的海上航線可以分為南、北兩條：“北路經壹岐、對馬，沿朝鮮西海岸北上，經遼東半島的東海岸，橫斷渤海灣，而至山東半島的萊州或登州上陸。或者不經遼東半島，航行到達朝鮮西海岸的仁川附近時，便橫渡黃海而至山東半島。大約第三世紀到第五世紀的交通路線，多是從北道而行”；“南路從日本九州出發，揚帆東海，而達揚子江口，轉入揚州，循運河北上入楚州(淮安)，經汴州(開封)而達洛陽、長安。南路的海程比北路短，現在從長崎到上海，就比長崎到芝罘短一百多海裏。而且，北路沿途泊碇的時日多。……唐朝的商船亦多由揚州、蘇州、明州(寧波)出帆到日本去”。但是，南路的要比北路危險，其中原因之一是“當時廣東以東東洋海麵的船，造船術不如廣州以西西洋海麵的船發達”，例如從廣東到東南亞去的船大者可容二百餘人，而往來於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船所載人員則不到一百；另一方麵，“那時海上航行，還不能掌握季候風(古代稱‘信風’)的變化，亦不知海流的關係，全仗風帆作用，風帆須得依風向與海流之力，而風向與海流又因太平洋的季候風與暖海流而有變異”，因此，“南路航線雖較北路為短，而風波險惡，隋唐時代日本的‘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和中國的商船，在航行中犧牲了的人，見於記載的不可勝數。這種情況，直到明代，雖然指南針已發明了，造船術、航海術已大有進步，但危險還是不能全免”。在科技發達、交通安全便利的今天，許多人根本無法意識到古代海上遠航的危險性，甚至將其視為輕鬆的海上漫遊。讀讀賀昌群的上述這些文字，可以使我們在讚美海上絲綢之路時，不要忘記古代航海的危險性。
1963年，是鑒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為了紀念鑒真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的重要貢獻，1963年的《揚州師院學報》特地刊發了《試論鑒真——為紀念鑒真和尚圓寂1200周年而作》等係列文章。此外，還有艾明的《鑒真的東渡——紀念鑒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等文章。孫蔚民在《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的唐僧鑒真》一文中，從民眾對鑒真的認知水平闡述了研究鑒真的重要性：“我國唐代佛門中，有兩個傑出的人物：一個是玄奘法師，一個就是鑒真和尚。玄奘法師的西遊，在我國廣大人民中間，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早已成為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之一；而鑒真和尚的東渡日本，知道的人卻不多，甚至連鑒真的家鄉揚州的府縣誌裏，也找不到有關他的片紙隻字。”而周一良則從時代的高度說明了紀念鑒真的意義：“當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友好合作，堅決反對共同敵人美國帝國主義的今天，我們回顧鑒真促進中日友誼關係的決心和毅力，追念他對文化交流的貢獻，來加強兩國人民的友誼和鼓舞共同的鬥爭，不是很有意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