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研究該問題的一篇佳作，可以說與王士鶴的《明代後期中國-馬尼拉-墨西哥貿易的發展》互為補充。李永錫在這篇文章中介紹說：“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在大約兩個半世紀的期間，菲律賓同墨西哥的貿易關係是借助於西班牙商船——大帆船(galeones)來實現的。大帆船滿載東方商品(主要是中國商品)開往墨西哥西岸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歸程裝載美洲白銀回到馬尼拉，所以當時菲律賓同墨西哥之間的貿易稱為‘大帆船貿易’，或者‘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貿易’。”文章還指出，“大帆船貿易對於中國人移居菲律賓和他們在當地的經濟活動，也有一定的影響。中國人移殖菲律賓，遠在西班牙殖民者東來之前，但大規模的定居，則在西班牙占領菲律賓以後，而大帆船貿易實為其契機”，這是因為“大帆船貿易是以中國商人運去的商品為物質基礎的，隨著貿易的發展，我國幾乎每年都有不少人移居菲律賓”。
就海外貿易商品來說，五六十年代對外銷瓷器進行過較多、較深的研究。賈敬顏的《明代瓷器的海外貿易》雖然是篇小文章，但所引文獻還是比較規範的。中，主要根據T.佛爾克於1954年在荷蘭出版的《瓷器與東印度公司》一書，講述了17世紀中國瓷器的外銷情況。陳萬裏介紹說，荷蘭東印度公司除了把中國瓷器運回歐洲外，還把它們銷售到亞洲其他地區；通過國外學者的研究，可以知道，17世紀中葉日本人從中國運去了大量的瓷用色料。後來，陳萬裏又發表了《再談明清兩代我國瓷器的輸出》，指出：“當時我國輸出的瓷器，雖然不會是百分之百，也至少有相當一分部瓷器是專供出口的，即所謂的外銷瓷，同國內所使用的瓷器不一樣”；文中並且提出了區分外銷瓷與國內所用瓷器的兩大標準，即裝飾與式樣。收入陳萬裏論文集《陳萬裏陶瓷考古文集》。這篇文章，對於鑒定外銷瓷器很有實用價值。
夏鼐的《作為古代中非交通關係證據的瓷器》，介紹了埃及福斯特等非洲遺址出土的中國古陶瓷以及宋代銅錢。與許多僅僅依據外文文獻來討論海外發現中國古陶瓷的作者不同的是，夏鼐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曾親身到過考古遺址現場。夏鼐道：“1938年2月28日和1939年11月27日，我曾兩度去福斯特遺址調查。在斷垣頹牆之間，徘徊憑吊。在文化層中還可以看到我國瓷器的碎片。後來又曾在開羅的阿拉伯博物館看到更多的這遺址出土的中國瓷器。萬裏以外的異國，還遇到故鄉浙江在古代運去的文物，不禁勾起異鄉遊子的鄉思。”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可敬的古陶瓷收藏家韓槐準(1892-1970年)。韓槐準出生在海南島，自小到新加坡謀生，當過割膠工人、記賬員，還在西藥房工作過。“但是，好學成性的韓先生，任何惡劣的環境束縛不了他，任何巨大的挫折限製不了他。公餘之暇，他就閉戶讀書，從植物學、化學，到史學、考古學、陶瓷學，他無不一一精研。”韓槐準在南洋致力於搜集古陶瓷，達20多年之久。從1956年起，韓槐準多次向故宮博物院無償捐獻了自己苦心搜集來的古陶瓷。
1962年，正當中國大地陷入極度饑荒的“自然災害”之時，“已經步入古稀之年的韓槐準先生將在新加坡苦心經營多年的‘愚趣園’賣掉，放棄優裕的生活，帶領妻子和兩個孩子回國定居，受聘於故宮博物院擔任陶瓷研究顧問，為故宮博物院的陶瓷研究作出了最後的貢獻，直到1970年在北京去世”韓槐準本人發表過《談我國明清時代的外銷瓷器》，安誌敏則對韓槐準所捐獻的陶片進行過研究，認為其中的一部分(印紋陶)“應該是在當地製作的，並屬於馬來亞古代文化的一支”，另一部分(劃紋硬陶)則“很可能是通過貿易手段而輸入的”，而且，“我國境內所發現的劃紋硬陶”，不僅數量“十分豐富”，而且“分布又比較廣泛，它的產地當以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