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周連寬發表了《漢使航程問題——評岑、韓二氏的論文》一文，提出了完全不同於韓振華和岑仲勉的觀點。
藤田豐八、韓振華、岑仲勉等多數學者雖然在具體地點的考證上有不同看法，但基本前提是一樣的，即都認為漢使到達的最遠國家黃支位於印度東海岸的建誌補羅。周連寬認為，這種觀點與曆史記載不符，因為史書明確說，黃支在“日南之南”，所以“沒有理由把黃支國置於日南之西的印度”。這樣，在周連寬看來，這些學者在考證黃支的地點時，基本方向就是錯誤的。岑仲勉等人認為，史書所載的漢朝使節航行時間，“包括停留在口岸等待買賣的時間”。而周連寬認為，史書所記黃支與中國之間的航行時間，“不包括停留買賣或等待信風的時間在內”。此外，他還認為，漢使的船舶“是沿海岸線航行，而不是利用信風以橫越大海灣”。因此，周連寬認為，研究漢使航程問題，“再不能步一般學者的老路，死守黃支國在印度的建誌補羅的說法；再不能把對音置於一切之上，穿鑿附會，徒勞無功”。他提出的研究思路是：“主張盡量利用現有文獻，先根據史籍記載關於黃支國的總方向，並從其他文獻中求了古代帆船沿著海岸航行的一般速率，然後按總方向，從航行速率和漢使由某國至某國所需的航行時間，找出其所可能到達的地區。”周連寬根據法顯《佛國記》以及其他資料，得出如下結論：“我們估計漢使的全部航程中，順、慢、逆三種情況［順、慢、逆指是的風向——引者按］都有，平均起來，每日航行大約在一○至一五浬之間。”基於這樣的航速以及黃支在“日南之南”的總方向，周連寬所複原的漢朝出訪航線是：第一站都元國應為馬來半島東岸的北大年；邑盧沒國應為Khmer的音譯，是爪哇北岸雅加達港附近的一個岬名；諶離就是爪哇北岸的三寶隴；“漢使抵此國後，為了避免遠繞峇厘海峽，縮短途程，乃棄舟步行，橫越爪哇中部”；這樣，夫甘都盧就是爪哇南岸的Tulunhagang，其音“與都盧夫甘(夫甘都盧)相似”；漢使在這裏再次上船，“沿爪哇南岸向西航行，過巽他海峽的西口，再沿蘇門答臘的西岸向西北航行，最後乃抵達目的地黃支國。此國當位於蘇門答臘島的西北部，此西海岸有地名Ayer Bangis”；Ayer意為水，Bangis意為“香”，合起來意為“香水”，這是因為此地“古代以出產龍腦香和沉香著名”；由於B與W可以相通，所以，Bangis也可作Wangis，譯成中文即為“黃支”。隻要讀一讀上麵這些論文中，可以看出五六十年代那些文章的重大學術影響力。
除了上麵這些論文外，還有三本篇幅不大的著作值得現代的研究者去讀一讀。第一本書是賀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書中的最後一章“南海歸航”實際上就是講述海上絲綢之路的。書中寫道：“法顯時代海上航行既無指南針，又無推進器，海上波濤險惡，全仗風帆作用，風帆須得依風向與海流之力，而風向與海流，又因太平洋季風與暖流而有異。”文字雖然通俗，但道出了古代航海的關鍵。
第二本書是章巽的《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章巽曾寫過關於中國古代航海的係列論文(《從遠古到戰國時代的海上交通》，《秦、漢、三國時代的海上交通》，《隋、唐時代的海上交通》和《宋、元時代的海上交通》)，分別發表在《地理知識》1955年第11、12期以及1956年第1、2期上。1956年，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將這四篇文章合編成書正式出版，題為《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此書不僅在國內影響較大，而且還被譯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後來，作者又對本書進行了充實，於1986年由商務印書館再次出版。書中全麵地介紹了自遠古開始至1840年為止的中國航海史，清晰而完整地敘述了海上絲綢之路起源、發展和沒落的過程，其學術價值至今不減。
第三本是張鐵生的論文集《中非交通史初探》。書中討論了中國與非洲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特別有價值的是，介紹了非洲沿海出土的一些中國瓷器和中國錢幣，以及北非古代工匠所仿製的中國式金屬器皿。例如，書中寫道：“馬休謂摩加迪沙所在的索馬裏曾經發現許多713到1201年間的中國錢幣。這證明了‘非洲之角’的香料和象牙貿易的發展，同時也證明了中國同索馬裏的海洋貿易的頻繁和重要性。不過，羅戚認為東非各地所發現的中國錢幣中有些錢幣的年代卻是從700年開始的。司徒爾曼研究過基爾瓦群島、馬菲亞島和摩加迪沙所發現的中國錢幣，說它們主要是宋代的(1017-1163年)，但有些是唐代的(713-1017年)。最近一次最大的發現，是1945年在桑給巴爾的卡蔣瓦發現的一百七十六枚中國錢幣。此外，1954年又在馬菲亞島的基西馬尼發現了兩枚中國錢幣，而且在馬菲亞島和桑給巴爾還發現了十三世紀末及十四世紀初的伊兒汗錢，這多少反映出伊兒汗國同東非的海洋貿易的關係。”現在看來，這裏所介紹的非洲考古發現算不上新奇，但是，在該書問世的那個極端封閉的年代裏，這裏所提供的國外學術信息就顯得非常珍貴了。同樣是由於時代的限製，該書的最大缺陷在於，沒有國外人名、地名、論著名及專用術語的外文原文，致使別人難以查核原始資料。這樣的缺陷，將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誌，在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上留下一個永恒的烙印。忘記這個時代，甚至美化這個時代，將會導致更大的民族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