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馮承鈞所翻譯的著作，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全書充溢著馮承鈞本人精辟獨到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第一是大量地補充中文史料。例如伯希和在討論扶南國的船舶時，引用了《太平禦覽》所引的康泰《吳時外國傳》。馮承鈞在譯文中注道：“伯希和所本的是鮑氏本，同積山書局石印本。現檢金澤文庫本，有幾個字不同，將他注在旁邊，以資對照。”可見馮承鈞在翻譯過程中傾注了多少心血。第二是指出國外學者在文獻史料上的錯誤。例如，費信的《星槎勝覽》在講述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成員組成時，曾有“水手民稍人等”的文字。伯希和將其點作“水手民、稍人等”。馮承鈞在譯注中指出，其正確的點法應當是“水手，民稍，人等”，並且指出，“民稍”即“民梢”，“蓋官船雇用民間梢子篙師之類”。伯希和所依據的《西洋朝貢曲錄》中有“有曰根肖速魯奈奈者優人也”的文字，伯希和將此理解成“有曰根肖速魯奈，奈者，優人也”。馮承鈞在譯注中指出，“第二個奈字疑重出”。後來的學者接受了馮承鈞的觀點。第三是糾正了其他學者的不正確說法。最典型的例子當數“馬可·波羅”與“孛羅”的關係問題。馬可·波羅是歐洲著名旅行家，不僅在元朝統治下的中國生活過，而且還擔任過官職。而在元朝史書中，也提到過一個名叫“孛羅”的樞密副使。所以，有些學者就認為這個“孛羅”就是馬可·波羅。馮承鈞在《馬可波羅行紀》的譯本中，對此專門進行了考辨，指出中國文獻所說的“孛羅”與來華旅行家馬可·波羅絕非同一人。所以，馮承鈞的翻譯過程，其實是東西方學者對話的研究過程。他的譯作，不僅反映了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更是東西方學者之間的交流與互動。
除了譯介歐洲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外，馮承鈞還對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重要典籍進行了整理研究，如《瀛涯勝覽校注》(1935年)、《海錄注》(1937年)、《星搓勝覽校注》(1938年)、《諸蕃誌校注》(1940年)。馮承鈞廣泛搜集各種版本，認真地糾誤勘訛，力求恢複全書原貌。在校注過程中，馮承鈞充分吸收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對眾多海外地名及物產名稱進行了考證，既指出中國文獻之誤，又指出國外學者研究之誤。例如，馮承鈞，指出趙汝適《諸蕃誌》中關於“大秦”的內容“首采《嶺外代答》文，複雜采諸史傳語以益之，並以所聞賈胡語附焉”，結果導致了張冠李戴，附會混淆。馮承鈞在《星槎勝覽》“大喃國”一條的校注中指出：“藤田豐八《島夷誌略校注》以小喃國當《元史·食貨誌》‘市舶’條之‘梵答剌亦納’(Fandaraina)，殊未知梵答剌亦納亦作Pandarani，《島夷誌略》另有專條，譯名作班達裏也。”馮承鈞的這個見解是正確的。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馮承鈞對《海錄》一書的注釋，因為目前在對馮承鈞的研究中，此書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海錄》的作者是廣東人謝清高(1765-1821年)，年輕時曾隨外國船隻出海貿易，曾遠航到過歐洲。《海錄》記載了海上航線、各國地理、風俗物產等，是中國人根據親自經曆而寫的一部重要著作。馮承鈞第一次對這部著作進行了全麵的考訂注釋，成為後人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依據。直到1999年之前，海內外學者對此書的研究，依然沒有超過“馮承鈞所述者”。在這部著作中，反映了中國學者在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的進展。例如，對於長期困惑中國學者的“佛郎機”問題，馮承鈞在注文中寫道：“波斯大食人稱歐羅巴人曰Farang，舊譯作佛郎機，顧首與中國通者為葡萄牙人，故《明史》即以佛郎機名之。”而謝清高所說的“佛郎機”，則是指現在的法國了。馮承鈞還寫道：“今巴黎拿破崙墓後廢軍院陳列拿破崙遺物，中有廈門土產，殆為清高販售之物歟？”可惜後來沒有學者回答過這一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