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們所見諸石窟，無有“可受三千許人”的龕，也無有能“恒供千人”的寺。大概當日石窟十寺的壯麗弘大，已非我們今日所能想象了。大凡一個宗教的極盛時代，信士信女都充滿著瘋狂的心理，燒臂焚身都不顧惜，何況錢絹的布施？所以六朝至唐朝的佛寺的窮極侈麗，是我們在這怫教最衰微的時代不能想象的。北魏建都大同，《魏書·釋老誌》說，當太和初年（477），“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太和十七年（493）遷都洛陽，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序》中說：“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楊衒之在東魏武定五年（547）重到洛陽，他隻看見；
城廓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荊棘，野獸穴子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
我們在一千五百年後來遊雲崗，隻看見這一座很簡陋的破寺，寺外一道殘破的短牆，包圍著七八處大石窟；短牆之西，還有九個大窟，許多小窟，麵前都有貧民的土屋茅棚，豬糞狗糞滿路都是，石窟內也往往滿地是鴿翎與鴿糞，又往往可以看見乞丐住宿過的痕跡。大象身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圓孔，當初都是鑲嵌珠寶的，現在都挖空了；大像的眼珠都是用一種黑石磋光了嵌進去了，現在隻有絕少數還存在了。諸窟中的小象，凡是砍得下的頭顱，大概都被砍下偷賣掉了。佛力久已無靈，老百姓沒有飯吃，要借諸佛的頭顱和眼珠子賣幾塊錢來活命，還不是很正當的嗎？
日本人佐藤孝任曾在雲崗住了一個月，寫了一部《雲崗大石窟》（華北正報社出版），記載此地許多石窟的情形很詳細，附圖很多，有不能照相的，往往用筆速寫勾摹，所以是一部很有用的雲崗遊覽參考書。佐藤把雲崗分作三大區：
東方四大窟
中央十大窟（在圍牆內）
西方九大窟
西端諸小窟
東方諸窟散在武川河岸，我們都沒有去遊。西端諸窟，我們也不曾去。我們看的是中央十窟和西方九窟。我們平日在地理書或遊覽書上最常見的露天大佛（高五丈多），即在西方的第九窟。我們看這露天石佛和他的背座，可以想象此大象當日也曾有龕有寺，寺是毀了，龕是被風雨侵蝕過甚（此窟最當北風，故受侵蝕最大），也坍塌了。
依我的笨見看來，此間的大佛都不過是大的可驚異而已，很少藝術的意味。最有藝術價值是壁上的浮雕，小龕的神像，技術是比較自由的，所以創作的成分往往多於模仿的成分。
中央諸窟，因為大部分曾經後人裝金塗彩，多不容易看出原來的雕刻藝術。西方諸窟多沒有重裝重塗，又往往受風雨的侵蝕，把原來的斧鑿痕都銷去了，所以往往格外圓潤老拙的可愛。此山的岩石是砂岩，最容易受風蝕；我們往往看見整塊的幾丈高岩上成千的小佛像都被磨蝕到僅僅存一些沒痕了。有許多浮雕連淺痕也沒有了，我們隻能從他們旁邊雕刻的布置，推想當年的痕跡而已。
因此我們得兩種推論：第一，雲崗諸石窟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佛教美術的一個重要中心，從宗教史和藝術史的立場，都是應該保存的。一千五百年中，天然的風蝕，人工的毀壞，都已糟蹋了不少了。國家應該注意到這一個古雕刻的大結集，應該設法保護它，不但要防人工的繼續偷毀，還要設法使它可以避免風雨沙日的侵蝕。第二，我們可以做一個曆史的推論。初唐的道宣在《曇曜傳》裏說到武州山的石窟寺，有“碑碣見存”的一句話。何以今日雲崗諸窟竟差不多沒有碑記可尋呢？何以古來記錄山西金石的書（如胡聘之的《山右石刻叢編》）都不曾收有雲崗的碑誌呢？我們可以推想，當日的造像碑碣，刻在沙岩之上，凡露在風日侵蝕之下的，都被自然磨滅了。碑碣刻字都不很深，浮雕的佛像尚且被風蝕了，何況淺刻的碑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