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近十點，從紫藤廬的茶室出來，柳紅一定要我看看院裏那小小的魚池。
天很黑，開始什麼都看不見，睜大眼睛辨了片刻，才看見幾條錦鯉在水中從容地遊著，那渾身紅白相交的顏色，在黑黢黢的水裏，倒是越看越真切。再定睛看，約有半尺直徑的一隻甲魚正趴在池邊石頭上喘氣，即使有生人在旁，也一樣淡定。
紫藤廬已然有了幾十年的曆史，在台灣還處在專製時期，這裏是自由思想的發散地，很多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有識之士，常常聚集這裏，交流思想，高談闊論。倒是有點像這個小小的魚池，黑黢黢的水中，有漂亮的錦鯉在遊弋，時而它們露出美麗的身段，時而被這黑水吞噬。而甲魚的淡定，似乎也有紫藤廬主人的真傳。
能夠來到這紫藤廬實屬偶然。
這天晚上，台北的方吟小姐約我到福華飯店喝茶，正在台北大學客座教書的嘉明兄也約我喝茶，地點在紫藤廬。也許是紫藤廬這個名字打動了我？我索性把方小姐也約到紫藤廬。
晚上，台灣IBM的林芳妃小姐和台灣奧美的張誌浩先生請我在魚市場吃飯，然後逛永康街夜市，最後送我時，聽說要去紫藤廬，他們不約而同地驚歎了一下，說：我們知道，那可是一個有名氣的地方。不過，他們說，我們明天要上班，把你送去，我們和主人見個麵就撤。
沒想到的是，他們兩位坐下就不走了，因為這裏太適合坐下聊天了，無論是簡單而又別具匠心的陳設，還是淵博而又親切健談的主人。
紫藤廬的名氣有曆史積澱。
今天的紫藤廬主是我本家，姓周，因為出生在重慶，所以單名一個渝字，他的父親名諱是“周德偉”，湖南長沙人。周老先生亦學亦仕，他是哈耶克的親傳弟子，廣讀奧國學派與北歐學派的論著。後又轉入柏林大學，用德文完成《中立貨幣論》論文。1949年到台灣後擔任財政部關務署署長，算是台灣的高幹了。周老先生同時在台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兼任教授，顯然是學而優則仕，而不是相反。在台灣的經濟建設和外彙改革上，他也是有功之臣，他在財政部時致力於外彙貿易改革方案，此方案於1958年尹仲容任外彙貿易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擔任副主任委員時完成。
因為是高幹，所以，他在台北得到了位於新生南路的一棟房子，這裏在日據時期就是高官宅邸。蔣介石潰敗台灣時，周德偉帶了兩艘緝私艇連同艇上物資跟隨到了台灣，算是立了功的，這所房子說是獎賞給有功之臣的也不為過。
可是，周德偉先生是典型的中國士大夫文人，不是“摧眉折腰事權貴”之輩，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又一次，蔣介石做出禮賢下士的姿態，向他們一群高幹們征求意見，周老先生居然就真的不客氣，於是，仕途戛然而止，再也沒有升遷過，直到1969年退休。
仕途不順，周德偉先生並不在意，他鍾情於他的理想和學問。他的血脈中流淌著北大精神，而畢生最崇敬的，是老校長蔡元培，敬仰蔡氏以多元包容精神辦學。於是，50年代的關務署署長宿舍多了一個功能，成為以台大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學者的聚會場所，如殷海光、張佛泉、徐道鄰、夏道平等人，定期到這裏喝茶聚會，討論學術思想。周德偉在這裏翻譯了八十萬字哈耶克巨著《自由憲章》，當時在台大就讀的李敖、陳鼓應等也常來這裏，與前輩交流。
這裏成了一處思想的綠洲。
特務從此盯上周家，經常派人監視。在為父親百年誕辰寫的紀念文章中，周渝有一段深情的童年回憶。在“紫藤廬”老家的客廳裏，周渝專注傾聽父親以濃濃湖南鄉音，和來訪的友人、教授、大學生們，縱論家國大事，或者聆聽著對孩童而言十分艱澀難懂的學術討論。周渝以一知半解的認知能力，沉醉在父親對國家、人民、政治經濟乃至對曆史文化的理想輪廓勾勒與希望憧憬之中。
紫藤廬的靈氣，也許就是這樣傳承下來的。
周德偉先生退休赴美後，小兒子周渝接管老宅。當時正值台灣民主運動的萌芽期，由於周渝曾參與“美麗島運動”，一些初嚐挫敗感的失意黨外人士紛紛在此落腳聚集，紫藤廬成為日後陳文茜筆下“反對運動記憶裏最美麗的堡壘”，也成了林濁水回憶裏“落魄江湖者的棲身所”。常客龍應台在一篇題為《Starbucks還是紫藤廬》的文章中說道：“我更喜歡在台北的古跡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裏，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裏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曆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閑閑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