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各個人間體質上的異同，不受機會率的捉弄，造成各色各種，應有盡有的搭配方式呢？原因是在各人種間的混雜不是漫無限製的。地理上的阻隔，使不同的人種不易接觸，接觸之後還有社會製度的限製，不易通婚。有了混雜尚要受社會公共好惡的限製，不易繁殖。甚至各個人擇配的心理作用等等，都很有效的限製人種的自由混雜。人種的混雜既有限製，同種的人既保持相同的形式，於是我們可以不必發愁在分析人種會遇到千變萬化的體質搭配了。
關於中華民族人種的分析，至今還是處在極幼稚的時期。隻有沿海一部分的人民，曾經俄人史祿國教授的研究，我們約略可以知道一二。但就是這一部分的人民，人種的結構已經很複雜了。其中最重要的人種有六，我們可以把它們的特性大略介紹一下：
A類這一類的人軀體頗高（175公分），長頭（指數75），闊鼻（指數100），高額（指數80），寬顎，鼻形直或凹，長腿，長麵（指數90），耳小，耳垂常不發達。A1類這類和A類頗相似，隻有鼻子較狹。此或係A類的原始形式，自從A類遷居海濱區域之後，鼻形發生突變而成。這兩類人民分布在華北一帶。是河北、山東的基本人種。安徽和浙江不很多，江蘇和廣東極少。
B類這一類的人軀體較矮（159至162公分之間），圓頭（指數84至90），闊鼻（指數100以上），高額（指數82），麵寬中度，顴闊，鼻形直或凸，腿短，耳大，耳垂常不發達。此類人種分布區域極廣，是華東及高麗的基本人種。華北、廣東較少。但沿中國海一帶以及日本都有此類人民，就是滿洲及通古斯中亦然。但是華西、西北以及中亞細亞一帶則不常見。此類或者是極古之東亞土著人種。
T類這一類人軀體矮小（155公分），長頭（指數75），長鼻（指數75），低額（指數60），麵短，顎小，顴寬，頭大而高，臂腿俱長，鼻直，耳小，耳垂發達。此類分布由北向南逐漸遞減。華東有之，但以安徽及江蘇為界，再往南就不多見了。此類在中國並不占重要地位，是通古斯的基本人種。據史教授的研究，通古斯本係黃河及長江一帶的土著，後來受其他人種的壓迫，逐漸向北方遷移，一直到黑龍江流域，繁殖於西伯利亞。
C類這類的人軀體頗高（169公分），圓頭（指數85以上），長鼻（指數75），低額（指數60），寬顎，寬顴而且突出，麵短，頭低，長臂，鼻形凸，耳小而圓，耳垂常發達。這類的分布情形和T類相似，但在華東較T類為眾。浙江頗少，廣東更不易見。這是滿洲人和蒙古人的基本人種，在湖北、湖南一帶亦多。
E類關於這類的詳細研究還沒有發表。大概的情形如下：膚色頗深，頭長，體短，腿長，鼻闊，眼圓，發曲。其分布多見於華南。
若我們國境之內所有的人民，都能加以研究，所有人種的類別一定要比上述的多出好多倍。其分布的情形一定更為複雜。各處的調查都完畢之後，我們才能明了中華民族的結構。在這結構中，我們才能明了現在種種的民族問題。但是國人中有誰在這方麵努力工作呢？討論民族問題的人是如此之多，但誰注意於科學的研究呢？人類分析隻是民族研究的一個先決的條件罷了。其他如語言，民俗等等，不是同樣的尚是留著沒有詳細的研究麼？我們隻願意凡是已經覺悟空口談民族問題是沒有用處的人，能轉過身來，留意到這些基本的問題上去。
真知識和假知識——一個社會科學工作人員的自白
最近因為《觀察》社要出版譯叢，向我征稿，我翻出了一本已經很久就想譯的書，那是三年前哈佛大學EltonMayo教授寄給我的他的一本那時新出的著作。書名是TheSocialProblemsofanIndustrialCivilization。我重新細細地讀了一遍，有許多以前沒有覺得重要的地方，這個時候讀來卻使我感觸橫生，不能自已。
該書的第一部分是討論“科學和社會”。第一章《進步的暗淡麵》裏提出了一個對現階段社會科學的批評。大意是這樣：一切科學都是在人類應付具體情況的努力中發展出來的。在我們需要利用物資來滿足我們的欲望時，我們不斷地和物資發生接觸，把物資的性質摸熟了，這些經驗經過邏輯的推導，經過實驗，形成了有係統的知識，才成立為一門自然科學。凡是能幫忙我們解決實際問題的科學，好像物理、化學，沒有不是從這基礎上生長成年的。
這段話裏特別應當注意的就是：科學是人類負責解決實際問題裏發生的，也必須實際上能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但是社會科學的起興卻並不如此。他說：“社會科學隻羨慕別種科學的成就，但是不幸的是眼高手低，以致在表麵上做工夫，搭出了不少空中樓閣。一步步，實事求是，從簡單可靠的技術上求發展的精神，即使還有，也被一陣虛妄的氣色所掩住了。”這些名為科學的學問，卻是本末倒置，不從實際應付人事的經驗中找它的基礎，反而從邏輯的推考裏去建立它的理論係統。他又說：“社會科學已很發達，但主要的卻是學院性的習題，叫學生們怎樣去寫書，你的書討論我的書，我的書討論你的書。就是這樣互相費筆墨來爭論……他們讀書本，在圖書館裏埋首終日；他們在古舊的公式裏轉圈子，和推陳出新的應付實際人事的技術無關；既沒有像醫學一般有臨床的實習，也沒有像自然科學一般有實驗室。”
這段話在我念來是太親切了。我在大學裏念的社會學不但是書本，而且是外國書本。靠了我會坐圖書館，記得住書名和人名，我能應付考試，在學校裏被視作不壞的學生。這一套本領雖則在當時的教育製度中給我占了不少便宜，但是對於我在社會裏實際的生活究竟有什麼幫助呢？承蒙別人把書呆子的名義寬容了我在人事上的盲闖。在個人說，隻要書呆子還有職業，也不妨長此在社會邊際上活下去，但是顧名思義，社會科學是以有助於解決社會問題自命的，那樣說來，實在隻有自愧無地了。有人說笑話，念心理學的常常會有點心理變態，念社會學的常常會是最不通人事的人，前半句我不敢說對不對，後半句似乎很正確。
為了要摹仿自然科學，我出了學校之後，一直在想社會科學是否也有實驗的可能。我最初的回答是不可能的，所以退而求其次，提出了實地研究的方法來。這方法是一般人類學家所采取的。意思是你要想了解一種人的生活，就是和這種人當麵接觸。不但要和他們談話，而且要和他們一起生活。為此我曾在各個農村裏住過。雖則沒有做到“一起生活”，但是多少做到了較長期的當麵接觸。這類接觸的確可以給我們對這些人的生活有觀察的機會，但是問題是：觀察些什麼呢？
這問題不但跟我下鄉的朋友要時常問我，我自己也不能逃避它。如果我是二個被雇的調查員，手邊有張表格要填，那就容易了。而我又認為這種工作不是研究工作。以往我對這問題的答複是在書本裏找理論的線索，書本的知識我並不缺乏，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理論中有許多問題存在，盡夠我們去翻覆辯論。我最初的研究工作是以Tawney教授在他書中所提出有關中國農村經濟的理論作底子的，然後在實地觀察中去證實或否定他的說法。我所寫的《祿村農田》，及我在雲南所指導的若幹研究都是這樣做成的。
我想我這樣做，一方麵固然比了“我抄你，你抄我”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是進了一步，但是另一方麵，我研究出發點卻還是書本，而不是身受的具體問題。等到我在最近幾年被這時勢迫到非麵對具體的切身問題不可時，我才發現這種研究方法大有缺點了。
這缺點和自然科學一比就可以明白了。譬如我一再討論鄉土工業的問題，在理論上，我覺得我可以自圓其說，在“學術性”的座談中，我可以侃侃而談，聽的人也可能被我說動，這是書呆子所不會缺的本領。因為任何理論一定有一套前提，有了前提就可以依邏輯推論下去，得到自圓其說的結果。如果推論出來的結果不合事實，論者很可以說那是前提的問題，前提是假定的。一個要應付具體情況的人，就是那些要負責去安定農村經濟的人卻不能隨意挑選任何前提。他是對一種設施的成敗負責的，所以他要在理論所發生的實際結果中去認取理論的正確性，並不像我自己一般隻要求理論上能自圓其說就可以滿足了。這一點是現階段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的地方。自然科學的理論很快地要應用到技術上去，理論所根據的前提有一點問題就可以使飛機翻身。而社會科學呢？論者躲在書房裏寫文章，負有實際社會責任的人並不考慮他們的議論。這個脫節一方麵使社會科學留落在學院的講壇上，一方麵使社會上實際問題的處理還是靠沒有係統知識可以憑借的若幹有效的個人眼光和經驗。這還是“英雄”的時代，不是“計劃”的時代。
說到這裏讓我回到Mayo先生的那本書罷。經過了上麵一番考慮，下麵一段話讀起來真是語重心長了。他說：“醫生對病人負責任，化學家對他的方案的成功負責任。一切科學的企圖裏，雖則失敗多於成功，我們可以看到，責任的接受和技術的發展是相伴而行的。我們這裏所謂技術和文字上、辯論上的技巧不相同。這些口頭上的花樣，幾千年來老是在爭論和引用權威的名言中打圈子；很少取材於生活的事實。當前學校裏通行的政治學教本還是滿篇亞裏士多德、柏拉圖、馬基凡利、霍布士的名言摘錄以及別的書的作家的理論轉載。化學家怎樣會引用沙爾士和其他煉丹術士們的舊話呢？他所說的是根據他自己的技術和實驗裏能表證的能力。在社會學和政治學裏似乎並沒有同樣的在一定情境和一定時間裏去表證一項有用的技術的能力。我認為除非他們接受了去應付一個人或團體所構成的人事情景的責任，他們是不會有這種能力的。一個善於打牌的人並不隻在事後長於討論應當怎樣打法，而是在向輸贏負責，在台麵上認真打牌。討論和分析對於一個初學的人可以有幫助，如果他是準備上場參加賭博的。社會科學將永遠像古代童話的辛得勒拉，被異父的姊妹們所虐待，一直到他穿著珠寶拖鞋，走上他冒險的路程。”
我不避冗長地引用這段話，並不是“知法犯法”地去表證社會學者隻會摘錄名言。我想借這段話來說明科學和社會責任的密切關係。因為到現在還是有很多自稱為學者的人，以清高來掩飾他的怯弱，把學術放在社會之外，忘卻“責任”和“知識”的不能分離。所謂責任就是一個理論的正確與否必須在事實裏表證的意思。打牌有輸贏，打牌的人才認真，不然的話，他可以每次都做清一色，做不成反正沒有關係。
從“責任”兩字我認出了自己以往所做的研究工作的缺點了。我所研究的問題並不是從中國人民生活本土裏發生的，我是用西洋學術裏所發生的問題來指導我的工作方向，決定我所要觀察的對象。我的文章可以發表在英美學術刊物上，引起英美學者的興趣，但是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即使不是毫不相關，至少也是隔膜的，間接的，無關宏旨的。當然，我這種自責也可以應用到當前中國其他的學術工作上去。如果我說的是真話，這確是有關中國的學術的前途的大問題了。當這個學術界的活動特別熱鬧的季節，讓我提出這問題來請關心學術前途的朋友們大家檢討一下。
我相信在目前的局麵中，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已經多少覺悟到自己對這局麵無能為力的痛苦。我們似乎已被這大社會拋在冷宮裏，說的話都是空的，沒有人聽，更不會轉變局麵。從客觀立場看來，可以說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學術和文化界的工作者，已失去了領導社會的能力。這種情形固然可以說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但是回過來看，我們這些秀才們是否應當想想：我們的理為什麼人家不聽呢？是不是這些秀才先早就放棄了責任，沒有把自己的理配合到社會生活上去之後，才使天下皆兵，各自從“試驗——錯誤”的公式中尋求自己的路的呢？
說起來提倡科學已有了相當年月了。社會科學等一類名字也早就傳來了。但是為什麼到現在這些“知識”並不發生作用呢？很清楚的，現在的“兵”，對於製造飛機的“知識”，一點也不敢低視的。開飛機或坐飛機的人不能不聽秀才先生所說的“理”，不聽的話，就可以有性命之虞。但是對於經濟學的“理”卻顯然不聽了；甚至最近報上說上海有些洋商表示“經濟問題還得依經濟原理來應付”的希望。這個對照不能不使我們考慮到中國的社會科學本身有沒有毛病的問題。依我上麵所說推出來的回答是中國的社會科學和中國社會的實質並沒有靠攏。因為社會科學裏麵所供給的知識並不能直接在中國的實際情況中表證它的正確性，以致這套知識一直被關在圖書館和課堂裏。
有人說學術是沒有國界的。這話自然是不錯的。真理應當到處正確。但是問題是在應付每一個由曆史和環境所構成的實際情況時所需要的“原理”卻不相同。在紐約市場上，或是蘇聯集體農場上所實驗出來的“原理”本身可以有超越時空限製的正確性，但是我們卻不一定能用它來作應付中國經濟問題的指導原則，因為所應付的實際情況不同，也就是說前提中所包括的條件不同。前提中所包括的條件是應用一個理論的根據，而這些條件，在社會現象中卻是由曆史和環境所形成的。硬要用一個在別的情況中歸納出來的原理去應付另一個情況裏所發生的問題就犯了普通所謂“教條主義”的毛病了。而一個負有處理實際問題的責任的人決不能為了理論而自甘失敗的。當理論不足以指導行動時，負責的人必然會另求靠傍，有的流於迷信，求神問卜；有的固執意誌勝於一切的英雄主義；有的一任運命去擺布，心存僥幸。這一切都是缺乏“真知識”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