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重慶期間，為使商談順利進展並取得成果，不僅與民主人士作了深入廣泛的接觸和推心置腹的交談，還走訪了國民黨方麵的重要人士，以及接受右翼記者的來訪。
毛澤東與人談話最大的特點就是輕鬆幽默，看似漫無邊際，實際上句句都扣在要闡述的中心思想上。
毛澤東步入陳立夫的會客廳，在一張藤椅上坐下，他的談話特點便顯露出來。他說：“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20年代曾經有過一段蜜月，我時時懷念那個時期，懷念孫中山先生。——你沒趕上吧？”
陳立夫尷尬地笑笑：“沒有，那時候我還在美國讀書哩！”
“哦，”毛澤東淡淡地應了一句，接著說：“可惜呀，蜜月一過，孫中山先生一死，國民黨就不認共產黨了。從1927年在上海捕殺共產黨人，然後是追到江西、福建、四川、貴州、陝西，總之，哪裏有共產黨，就追到那裏。所謂‘石頭過刀，茅草過火’，厲害得很啦！我毛澤東被迫東奔西跑，好不難堪喲！——這段曆史你經曆了吧！”
“嗯，這個嘛，都是過去的事了。毛先生何必提這些不愉快的事。”
“不，要提。十年內戰，共產黨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發展壯大了。而國民黨剿共的結果，卻同時引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險些招致亡國的禍害，這一教訓難道還不發人深思嗎？”毛澤東點燃了一根煙，深深地吸了一口，繼續說，“我們上山打遊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聖。可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隻好扛槍上山了。”
“過去的政策，我們是有許多要檢討的地方，這次我們請毛先生來，就是要改正我們以往的過失，請毛先生來國民政府中任職。”
“哈哈哈哈！”毛澤東一陣大笑，“你是國民黨中央的組織部長，你看任命我個什麼官合適呢？不過我跟蔣委員長已經說過，光安排我一個人是不行的，解放區一萬萬人口都得有一個妥善安排。我看你這個組織部長沒有這麼大的氣魄吧！”
陳立夫臉漲得通紅，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說與陳立夫的談話是毛澤東在主動攻擊，那麼一個星期後接受一位右翼的重慶記者的來訪，則是在迎接挑戰。
這位幫著國民黨呐喊的記者名叫蔣勻田，一見到毛澤東，他就急急地問道：“毛先生到渝20日，與國民黨領袖們商談的結果如何？”
毛澤東答複說：“因對國民黨的承諾，我應保密，所談的問題不宜告人，既然蔣先生係民社黨的領袖，我應該告訴你多日來與國民黨所談之問題，讓我們共守秘密。商談了近20日，時間白費，毫無結果，已麵臨僵局了。”
“20日來，談及哪些問題？僵在哪一點上呢？”蔣勻田表現出很大的興趣。
“我們觸及到兩個問題：一個是軍隊分配的比例問題；一個是我們管理的地區自治問題。現在沒有一個問題得到協議。可說商談已經失敗了。”毛澤東坦率地回答說。
“毛先生，承你所示知，你們所商談的問題失敗了，甚可惋惜！可是從人民的角度，即使如此商談成功了，那乃真的是失敗。”
“你意何指？”
蔣勻田侃侃而談道：“第一、假使軍隊的分配比例能得到協議，將來中央政府以某種藉口，增加一個團憲兵，你是否按比例擴充你的兵力呢？假如你不立即擴充，你將失其比例；假若你隨之而比例的擴充，這將演成國內軍備競爭，取代所謂國際軍隊競爭，則人民將如何負此財政的重擔呢？第二、假使你們對於劃分領土管理權，商談成功，如一般傳說：貴黨得以掌有綏遠、熱河、察哈爾等省，並得推薦北平、天津兩個副市長。假使中央不同意省有自治權，省主席由人民選舉，一旦中央政府明令調綏遠省主席任浙江省主席，綏遠省主席從命乎？亦抗命乎？假使綏遠省主席遵命而行，則貴黨將失去綏遠省的管理權了。假如綏遠省主席拒絕不從命，其結果則將如何？據敝見所及，這將是延緩今日之戰爭為明日之戰爭而已。故從人民的眼光看來，是否為大大的失敗呢？”
“你有何建議？”
“毛先生，我認為最好恪守在飛機場上的書麵談話：爭取民主與自由。隻有真正的民主政府，始可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而在野黨的安全亦始能有所保障。假使毛先生同國民黨的領袖討論此類問題，應讓其他少數黨派領袖參與會談，不宜僅限於貴黨及國民黨，這亦正合毛先生在機場所發表的談話。”
“希望你的高見能夠實現。赫爾利大使亦曾向我建議說，‘既然實質的問題談不通，最好再從民主政治的原則商談。’假使同國民黨商談此類問題，我們共產黨的代表一定主張邀請其他黨派參加。”
“假使能采納這樣的方式共同協商，無論結果如何，將必成為中國曆史上大的轉折點，盼望毛先生成功。”
毛澤東並沒有去評價蔣勻田所闡述的觀點，而是轉到其他問題上：“此次來訪重慶，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見到張君勱先生。我少年時候，即拜讀張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經久仰了。張先生多年來不計艱險，為民主政治奮鬥的精神，亦至今令人敬佩。他給我的一封公開信，想必你也閱過，在那封信裏，他主張要我們將軍隊交給蔣委員長。老實說，沒有我們這幾十萬條破槍，我們固然不能生存，你們也無人理睬。若叫我將軍隊交給政府，理猶可說，教我交軍隊於蔣委員長個人，更不可解；蔣先生曾對我說：‘要和，你就交出軍隊，不然，請回延安帶兵來打。’我對他說：‘現在打，我實打不過你，但我可以用對日敵之辦法對你，你占點線，我占麵，以鄉村包圍城市，你看交軍隊於個人，能解決問題嗎？’不知君勱先生發表那封信時，想到這個問題沒有？我想君勱先生是沒有機會練兵，若有機會練兵，他也必會練兵的。”
“關於君勱先生那封公開信，我在桂林從報紙上閱及，亦感驚奇。不久沈鈞儒先生自渝赴桂林，在漱溟先生辦公室內，亦曾晤談此事，均表示不同的看法。沈先生問我事前知否，我告以事前毫無所聞，不過據我推測，或因新四軍事件，引起大敵當前、兄弟鬩牆的恐懼而出之。至於毛先生說君勱先生若有機會練兵，他也必會練兵的。我想毛先生沒有看到君勱先生在北平創黨時所擬的政綱。我們當時的政綱，載明不收現役軍人為黨員。為什麼有此條規定呢？不是我們不重視現役軍人，而是我們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與力量為基礎，不是單憑武力可以打出來的。我國已受了三個多年翻雲覆雨慘痛的曆史教訓了！再參證法國一次、二次、三次革命的慘史，更使我們不願以武力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隻有由政黨組織行動，不計個人犧牲，反對一黨專政，啟發人民對民主製度的認識與信心，漸漸趨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蔣勻田滔滔不絕，為自己標新立異的見解而得意。
“這麼說，你是讚成和平建國了？可是你沒有武裝，就是刀俎上的肉，隻好由人宰割。中國共產黨被蔣先生從江西趕到陝西，不就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武裝嗎？”毛澤東很和藹地反問蔣勻田。
“毛先生說的‘沒有我這幾十萬條破槍，我們固然不能生存，你們也無人理睬’確係實情。23年我就在南京被囚於所謂政治招待所。毛先生，現在你我都是受壓迫的政黨，處境可說大致相同。可是你們尚有槍杆保衛的地區以生存，我們真是飄零可憐，任人宰割。假使有一天我們認為不需要槍杆保衛，可以自由活動，如歐美的民主國家一樣，用自己競選的方式取得政權，毛先生，你願意放棄所有的槍杆嗎？”蔣勻田也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
“在未答複你的問題以前，我先請你答複我的問題：你相信或不相信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技術，不在任何政黨之下呢？”
“我確信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技術不在任何政黨之下。”
“你既相信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技術不在任何政黨之下，則你已答複你所提的問題一半了。你想，假使我能憑政治鬥爭技術以取得政權，我為什麼要負擔數十萬大軍的重擔呢？不過還須請你注意一點，軍隊國家化固然好，所有特務人員，更須國家化。不然，我們在前頭走，特工人員在後麵跟蹤，這樣威脅，那我們又如何受得了呢？”毛澤東講到特工跟蹤時，站立起來，以行動表現，左右轉頭向後看，逗得蔣勻田忍不住笑出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