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大陸來說，2008年是轉折性的一年。這年夏天北京成功地舉辦了奧林匹克運動會，被某些人視為中國崛起的標誌。恰好在這一年年末，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許多發達國家身陷其中，而中國依靠強力的刺激政策保持了經濟繼續高速增長，在危機中一枝獨秀，“中國模式論”遂大行其道。在一些宣揚者看來，“中國模式”不僅成就了中國奇跡，也應該向全世界推廣。在主流媒體的高調宣傳中，似乎全世界都在走向深淵，唯有中國從成功走向更大的輝煌。於是，突然之間，盛世降臨了，讚頌之聲遍於海內。
更令人愕然的是，許多知識分子也開始轉向。那些一度指責中國改革被新自由主義誤導的新左派們，迅速撥轉方向盤，起勁地鼓吹“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持有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群體也發生了分裂，一些人開始懷疑自己曾經相信的價值觀，一些人公開支持和讚揚“中國模式”，更有個別人走向國家主義。改革遭遇了空前的困境。如果說，在2008年之前的數年間，批評、否定改革的“改革失敗論”一度甚囂塵上，那麼從2008年開始，以“中國模式論”為代表的“改革成功論”浮出水麵，而且聲音越來越響亮。既然改革已然成功，“中國模式”舉世應學，何必再改革呢？因此，改革停滯不前，在某些領域甚至出現了倒退。
四年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降身辱誌，加入“頌聖”的合唱團而恬然自得。其中當然不乏心智蒙蔽之人，更多的則是精明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明知道冰山終究要消融，但是自己要趕在此前“分一杯羹”。這種群體性的底線下沉，在曆史上恐怕也是少見的。在薩義德看來：“最該指責的就是知識分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堅持。”如果說以前在強權的高壓下，一些知識分子喪誌變節尚屬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在利益麵前罔顧名節，主動彎曲脊梁，誠屬自取其辱，夫複何言！
就在這樣的時代裏，卻有一批耄耋之年的知識分子站出來，秉筆直書，直言讜論。他們不粉飾，不搪塞，不推諉，不避諱，直指中國麵臨的巨大問題：資源日益短缺，環境破壞嚴重，腐敗四處蔓延，貧富差別懸殊，道德水平滑坡，社會矛盾激化……他們提醒國人，中國不是盛世，而是矛盾重重，“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麵：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製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吳敬璉語）中國經濟能不能平穩增長，社會能不能和平轉型，都是重大的現實問題。他們呼喚改革，直言“不改革，無出路”。
這種“老年人燃燒，年輕人取暖”的現象值得深思。中國是一個推崇實用理性的國家，沒有宗教傳統，基於良知的道德堅持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為什麼這些老人會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絕大勇氣？因為近代以來幾代知識分子對民主、自由、富裕、文明的現代中國的追求傳承到他們的肩上，他們不為一己謀私，而是為國家前途、民生福祉著想，所以他們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王陽明語），絕沒有中國文人常有的酸氣、矯情，更沒有奴才氣，成為“一塌糊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芒”（魯迅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