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立德（《中國日報》評論部顧問）
“緣分”這個詞，過去在北京不大聽得到，內心裏也不大相信有這回事。自從在新加坡與杜平相識相知，才知道“有緣千裏來相會”確非虛妄，雖然我這裏講的不是兒女私情。
那是十多年前了，我剛剛結束在英國利茲大學的國際關係學位課程，應聘到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外電編譯，不久就聽說北京的一位記者也即將來工作。我當時是該部門唯一的中國人，自然對這位新同事心生期待。
彼此相識，都有一見如故之感。我們有著太多的相似甚至相同。
我們都來自北京的中央級新聞媒體——杜平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我曾在人民日報國際部工作多年。
我們都從事國際新聞報道——杜平曾派駐歐盟和北約總部所在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我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做過常駐記者，時間大約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因而也都報道過當時中國和世界一係列大事變。
我們都采訪過中央領導人的外事活動——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報道過鄧小平等領導人與外國政要的會見，杜平則在九十年代采訪過江澤民、李鵬等領導人的國事訪問。
我們的教育背景也差不多——杜平畢業於名牌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先後主修英語和國際新聞專業，苦讀了六年；我是三年“工農兵學員”，三年國際新聞研究生，前後也是六年。
我們兩個都屬虎，我長他一輪，比他多經曆了“文革”的蹉跎歲月（我曾在內蒙古下鄉、上學、工作十一年）。
我的原籍是北京，杜平雖老家在安徽，但也是我們“北京女婿”——他娶了北京姑娘力力作終身伴侶。還有一個小秘密：杜平竟和我的一個表弟同名同姓！
如果說我們在異國他鄉初遇還屬偶然，那麼，此後在新加坡的共同事業、共同命運和共同的興趣愛好，終於使我們結為心靈相通的摯友。
在三千多個日日夜夜裏，除了同個屋簷下伏案奮鬥，記不清我們有多少次在海濱、餐桌、花園、球場一起海闊天空，暢敘心曲。煩惱憂思快樂，家事國事天下事，無所不包，無事不談。從素昧平生到結為知心的十幾年，我最看重的就是我和杜平這種坦誠相待、推心置腹。
我們為何不約而同前往新加坡？這是個我們問過自己無數遍而難有滿意答案的問題。應該說，自從踏上這個島國的第一刻，我們就拋棄了過去的全部——相對穩定的工作，相對安逸的生活，相對確定的前途，一切“白手起家”，一切從頭開始，前程漫漫，後無退路，開始幾年，苦悶和失落感常常襲來，又不足與外人道。這時候，我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鼓勵，對彼此都是雪中送炭，至今憶及，猶覺彌足珍貴。
說到底，我們不過是中國改革大潮中湧起的小小浪花。以我來說，新加坡真正進入視野是鄧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講話，其中提到中國要借鑒新加坡的發展模式，由此開始注意《聯合早報》。杜平則比我“捷足先登”——1994年隨團采訪江澤民主席的新加坡之行時，對這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已有了第一手觀察和深入了解。此後這些年，我們都深深感到，祖國的發展和變化仍時時影響著我們的命運，祖國的一舉一動都時時牽動著我們的心。
《聯合早報》為杜平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平台，杜平也以筆墨和心血為早報增添了光彩。在國際部，杜平除編譯外電，也常撰寫述評或分析類的深度報道；在鄧小平逝世時，他專程到北京做實地采訪。我不久後調到編輯部，也時常編排到杜平的文章。短短三年間，杜平以出色的表現連升三級，職務由中級而高級而執行級。他的作品多次獲華文報的最佳評論獎。
後來十多年，杜平一直擔任評論員。除起草代表報社立場的社論，讀者更熟悉的應是他的署名國際評論。毫不誇張地說，他的文章是《聯合早報》的一個招牌，其影響已遠超新加坡本地，在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香港地區和歐美華人世界有廣大讀者。杜平更被鄭州大學聘請為客座教授，應邀前往講學，贏得師生們的熱烈歡迎和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