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與杜平有緣(1 / 2)

倉立德(《中國日報》評論部顧問)

“緣分”這個詞,過去在北京不大聽得到,內心裏也不大相信有這回事。自從在新加坡與杜平相識相知,才知道“有緣千裏來相會”確非虛妄,雖然我這裏講的不是兒女私情。

那是十多年前了,我剛剛結束在英國利茲大學的國際關係學位課程,應聘到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外電編譯,不久就聽說北京的一位記者也即將來工作。我當時是該部門唯一的中國人,自然對這位新同事心生期待。

彼此相識,都有一見如故之感。我們有著太多的相似甚至相同。

我們都來自北京的中央級新聞媒體——杜平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記者,我曾在人民日報國際部工作多年。

我們都從事國際新聞報道——杜平曾派駐歐盟和北約總部所在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我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做過常駐記者,時間大約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因而也都報道過當時中國和世界一係列大事變。

我們都采訪過中央領導人的外事活動——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報道過鄧小平等領導人與外國政要的會見,杜平則在九十年代采訪過江澤民、李鵬等領導人的國事訪問。

我們的教育背景也差不多——杜平畢業於名牌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先後主修英語和國際新聞專業,苦讀了六年;我是三年“工農兵學員”,三年國際新聞研究生,前後也是六年。

我們兩個都屬虎,我長他一輪,比他多經曆了“文革”的蹉跎歲月(我曾在內蒙古下鄉、上學、工作十一年)。

我的原籍是北京,杜平雖老家在安徽,但也是我們“北京女婿”——他娶了北京姑娘力力作終身伴侶。還有一個小秘密:杜平竟和我的一個表弟同名同姓!

如果說我們在異國他鄉初遇還屬偶然,那麼,此後在新加坡的共同事業、共同命運和共同的興趣愛好,終於使我們結為心靈相通的摯友。

在三千多個日日夜夜裏,除了同個屋簷下伏案奮鬥,記不清我們有多少次在海濱、餐桌、花園、球場一起海闊天空,暢敘心曲。煩惱憂思快樂,家事國事天下事,無所不包,無事不談。從素昧平生到結為知心的十幾年,我最看重的就是我和杜平這種坦誠相待、推心置腹。

我們為何不約而同前往新加坡?這是個我們問過自己無數遍而難有滿意答案的問題。應該說,自從踏上這個島國的第一刻,我們就拋棄了過去的全部——相對穩定的工作,相對安逸的生活,相對確定的前途,一切“白手起家”,一切從頭開始,前程漫漫,後無退路,開始幾年,苦悶和失落感常常襲來,又不足與外人道。這時候,我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鼓勵,對彼此都是雪中送炭,至今憶及,猶覺彌足珍貴。

說到底,我們不過是中國改革大潮中湧起的小小浪花。以我來說,新加坡真正進入視野是鄧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講話,其中提到中國要借鑒新加坡的發展模式,由此開始注意《聯合早報》。杜平則比我“捷足先登”——1994年隨團采訪江澤民主席的新加坡之行時,對這裏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已有了第一手觀察和深入了解。此後這些年,我們都深深感到,祖國的發展和變化仍時時影響著我們的命運,祖國的一舉一動都時時牽動著我們的心。

《聯合早報》為杜平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平台,杜平也以筆墨和心血為早報增添了光彩。在國際部,杜平除編譯外電,也常撰寫述評或分析類的深度報道;在鄧小平逝世時,他專程到北京做實地采訪。我不久後調到編輯部,也時常編排到杜平的文章。短短三年間,杜平以出色的表現連升三級,職務由中級而高級而執行級。他的作品多次獲華文報的最佳評論獎。

後來十多年,杜平一直擔任評論員。除起草代表報社立場的社論,讀者更熟悉的應是他的署名國際評論。毫不誇張地說,他的文章是《聯合早報》的一個招牌,其影響已遠超新加坡本地,在中國大陸、台灣地區、香港地區和歐美華人世界有廣大讀者。杜平更被鄭州大學聘請為客座教授,應邀前往講學,贏得師生們的熱烈歡迎和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