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4日，日本公布了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為54742億美元，低於我國2011年1月公布的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58786億美元。自此，中國正式趕超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經濟奇跡的背後，卻是高耗能、高汙染、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是嚴重的生態環境汙染。
回顧我國經濟發展曆程，如何協調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並不是新課題，自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一直都非常重視生態環境問題。“六五”計劃提出製止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防止新汙染發展，抓好老企業汙染治理，合理解決資金渠道。“七五”計劃提出，在一切生產建設中，都必須遵守保護環境和生態平衡的有關法律與規定，十分注意有效保護和節約使用水資源、土地資源、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大力種草、種樹，逐步改變水土流失嚴重的狀況和控製某些地區的沙化傾向。要把這些作為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八五”計劃明確環境保護是一項基本國策，加強對公害的監測和防治，特別要保護江河、湖泊、水庫和地下水的水質，保護森林，抑製自然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改善環境質量。積極治理環境汙染，明確環境保護的責任範圍，實行經濟建設、城鄉建設、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的方針，使環境保護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相協調。“九五”計劃提出加強環境、生態保護，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依法大力保護並合理開發利用土地、水、森林、草原、礦產和生物等自然資源，積極開發海洋資源。盡快完善自然資源有償使用製度和價格體係，建立資源更新的經濟補償機製。積極發展生態農業，加快水土流失地區的綜合治理，加強草原建設和防沙治沙，控製農田汙染和水汙染，努力改善生態環境。
從“七五”計劃開始，“五年計劃”中已經出現“保持生態平衡”的內容，但基本都放在環境保護的章節，未獨立成章。這一情況在“十五計劃”有所改變。“加強生態建設”成為“十五”計劃單獨的一節，要求組織實施重點地區生態環境建設綜合治理工程，包括天然林保護工程和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加強風沙源、水源治理保護，加快流域治理，推進石漠化綜合治理，加快礦山生態恢複治理和加強自然保護區建設。這既表明政府對生態問題的日益重視，也說明保護生態成為經濟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大事。“十一五”規劃將生態環保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高度，第六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用了五章分別從發展循環經濟、保護修複自然生態、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強化資源管理以及合理利用海洋和氣候資源展開。其中特別提到“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建立生態補償機製。”對比分析以上五年計劃，結合我國生態環境的現狀，我們認為要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其根本就是通過建立生態補償政策，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的協同發展。因此，我建議作者以《中國生態補償宏觀政策》作為博士論文選題。
以中國生態補償宏觀政策為題，存在一定的難度：首當其衝的便是生態補償概念的界定。生態補償是涉及經濟學、生態學、環境學、法學的跨學科概念。如何立足於經濟學、合理定義是第一個需攻克的難題。生態補償宏觀政策的選擇是第二個難點。宏觀政策內涵豐富，麵麵俱到、包羅萬象容易陷入大而全、空而泛的模式。結合作者的實際情況，我建議她有側重點的選擇最重要的宏觀政策，逐個攻破。經過作者廣泛地查閱資料、認真地構思、艱辛地寫作、屢次修改調整，最終形成了這本中國生態補償宏觀政策的專著。作為她的導師，對學生的進步深感欣慰。
本書以國家“十一五”規劃建立生態補償機製作為指導思想，借鑒了資源環境經濟學和新製度經濟學的合理內核，綜合利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對中國生態補償的宏觀政策進行探討。論文以利益環境雙協調的二元化生態補償概念和生態補償政策介入模式為立足點，以中國生態補償的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為分析重點，提出適應我國現階段國情的是強製性生態補償政策介入模式，並初步構建了中國生態補償的宏觀政策體係。該研究為我國生態補償概念以及政策體係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參考和技術支持。
如前文所述，研究中國生態補償宏觀政策具有難度，作者雖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書中仍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希望林黎同誌以此為起點，不斷深化中國生態補償宏觀政策的研究。同時，也懇切希望各位同仁對本書提出指導和批評意見。
蔣永穆
2012年2月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