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吳汝綸的一生，在其青少年時代，他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教育，順利達到科舉的頂峰。作為地方官，“其治以教育為先，不憚貴勢，籍深州諸村已廢學田為豪民侵奪者千四百餘畝入書院，資膏火。”整頓社學，重振書院。在其壯年辭官就任蓮池書院院長，改革書院製度，推動書院向近代學校轉型。他關注外國教育製度遠遠超過他同時代的人，親赴日本考察。因此，他對於國外教育有較多的了解，對中國傳統教育有較深入的思考，提出多方麵的設想和建議，這些對中國教育近代化都不可避免的產生了積極影響。他對傳統書院的改革，創辦桐城學堂的實踐，積極主張廢除科舉製度，興辦現代學校，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考察學製，提出建立近代學製和學校課程設置的方案和建議，提倡留學教育和實業教育等，更是中國教育近代化的具體實踐和重要組成部分。有學者在評價吳汝綸現代學製思想形成時認為，“吳汝綸對中國教育改革的認識和行為，作為一個案例反映出中國封建士大夫文化心理結構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經曆”，“吳汝綸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意義，並不在於他具體提出了什麼新的東西，重點在於他的變化代表了傳統儒家士大夫所具有的可變性，這種中國人文化心理方麵的變化是清末中國近代學製產生的一種文化內應。”我們姑且不論這段評論是否全麵和中肯，但是，它起碼說明了吳汝綸在中國教育近代發展史上有其獨特性和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對吳汝綸教育思想和實踐的研究，有助於對吳汝綸的全麵認識和評價，有助於豐富教育史的研究內容。
以吳汝綸的教育實踐活動和教育思想的形成發展為線索，研究中國教育近代化起步階段教育組織和教育製度的變化、生成和發展也是教育近代化研究的獨特視角，吳汝綸豐富的教育思想和實踐為我們提供了這一可能。由於吳汝綸和同時代的一批思想先進的教育改革者的努力，中國新式教育由此全麵鋪開，為中國教育近代化開啟了良好的端緒。這項研究在進一步深化探討中國教育近代化起步階段所麵臨的主要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路徑和成效的認識的同時，也將有助於豐富中國教育近代化研究的方法和範式。
同時，本課題的研究，對於我們正在進行的教育改革和開放，特別時如何凝集方方麵麵的智慧，群策群力，共同推進教育改革和發展，使我們的教育真正實現“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也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