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藝複興以前，當歐洲大陸尚處於中世紀宗教桎梏一切的漫漫長夜時，亞非文學就已高度發展，特別是西亞的伊朗文學、南亞的印度文學、東亞的中國文學，它們在古代業已取得輝煌成就的基礎上，這時繼續向前發展，顯得色彩紛呈，在西亞、南亞、東亞鼎足而立，猶如三顆光彩奪目的明星，閃爍在世界文學的星空。
從中世紀到15世紀，是中古伊朗文學最繁榮的時代，也是伊朗文學的黃金時期，而當時伊朗文學的輝煌成就，又主要體現在詩歌方麵，中古伊朗的古典詩歌，是由塔吉克、阿塞拜疆和波斯等各民族詩人共同創造的寶貴文學遺產。我們在本書中所介紹的從魯達基到賈米這八位詩人，就是當時伊朗詩壇在500年中所湧現的代表。
最早把伊朗詩歌介紹到我國的是奔波於著名的海陸絲綢之路上的友好使者，這從我國新疆、北京、福州等地出土和在清真寺收藏的屬於伊朗中古時期的詩歌可以說明。五四運動以後，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先行者，也把目光投向了伊朗文學。1924年，郭沫若即已從英文譯介了歐瑪爾·海亞姆的《魯拜集》。1927年，我國著名學者鄭振鐸在他所著的《文學大綱》中，又專章介紹了伊朗文學，他指出：“中世紀的波斯，在文學上真是一個黃金時代。雖然她曾被阿拉伯人入侵了一次，接著又被蒙古人所統治，然而她的詩的天才，在這個時代卻發展得登峰造極，無以複加。正有類於同時代的我們中國。那時，我們也恰是詩人的黃金時代。所有歐洲人都熟知的弗達西、亞摩喀耶、沙地、赫菲茲（菲爾多西、歐瑪爾·海亞姆、薩迪、哈菲茲）等大詩人都產生在這時”。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特別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擺脫了過去長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指導思想和各種運動的幹擾與折騰，扭轉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國家終於走上了以人為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為民生著想、事事處處以“科學發展觀”為依據的正確軌道，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在外國文學的研究中也不再提什麼“以歐洲為中心”或“一邊倒”的錯誤傾向，眼光注及了包括伊朗文學在內的亞非文學的研究。
筆者20世紀60年代初調寧夏改行從事外國文學的教學工作，對伊朗文學沒有研究，資料缺乏。但是，有感於伊朗同我國的唐宋時期有類似之處，均有“詩國”之稱，就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勢，給學生講了中古伊朗文學中的十大詩人，魯達基、達吉基、菲爾多西、歐瑪爾·海亞姆、內紮米、克爾曼尼、薩迪、莫拉維、哈菲茲和賈米。
離休後，整理舊講稿時，真感到有“莽和尚敲鍾”，真的讓我敲對了的感覺，因為看到北京大學張鴻年教授在他所著的《列王紀研究》一書中說“13世紀波斯詩人傳記作者歐烏菲稱，薩曼王朝有大批宮廷詩人，其中著名者達27人之多”。而歌德也曾在他的《西東詩集》中說“波斯人認為他們的長達500年湧現的詩人中隻有7位是傑出的，其實，就是在他們所沒有提到的詩人中有許多人也是超過我的”，這也證明我隻講了10位，還是不算多的。
現在將我當時講的10位大詩人中的8位，參考這些年國內對他們的研究成果，以通俗的形式予以介紹，以期達到人人均可讀懂的程度，公之於眾，也算是對於今天遭到西方列強圍攻和刁難的伊朗穆斯林兄弟的一份精神支援吧！
此書得以麵世，得到了寧夏大學黨政領導和科技處負責同誌的關懷、鼎力支持與資助。又承蒙我國伊朗文學專家、北京大學張鴻年教授賜予序言，特在此一並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