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經營者要有和古董商一樣的鑒賞眼光，他必須對任何事物作出明確的價值判斷。要不斷地進取，才能夠對事物作出正確的判斷。宋太祖朱元璋打天下時喊的口號是：“廣積糧，高築牆”。在唐太宗李世民還是秦王的時候，不僅“廣積糧，高築牆”，更是做到了韜光隱晦。在大肆招兵買馬的同時，還注重招攬天下各路英豪，真正做到了“天下英才，盡收吾舍中矣”！
縱觀古今中外曆史，凡成就一翻偉業者，無不把自己工作的重重之重放在吸引人才上。如今，社會上也仍有許多“慷慨”之人，用金錢結交一些能對自己的事業有幫助的人，結果事業真的就一帆風順，為後來成就非凡的事業打下堅實的基礎。作為一名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的慷慨當然是一種有目的的慷慨，雖然未必是他的本性，但這種以慷慨來結交人才的做法，直到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和參考。
李世民在協助李淵打天下的時候就很注意廣納賢才，想盡了各種辦法將各色人才招攬在自己身邊，對李氏的逐步壯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唐初名臣溫大雅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中有這樣的記載：為擴大自己的勢力，李淵十分注意網羅人才。他指示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世民“於晉陽密招豪友”。建成、世民“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手高僧博徒，監門斯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嚐雲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
當時，一些有政治眼光的地主階級，認識到了隋朝的滅亡的必然之勢，因此紛紛尋找自己的依托和靠山。李淵父子則是最佳人選。
如右勳衛長順德，右勳侍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亦亡命在太原”，他與世民原有矛盾，而世民對他卻“加意待之”。又如劉文靜又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訥”，並對裴寂說：“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又如晉陽長薑蓍，他評價李淵說：“隋祚將亡，必有命世才”，“唐公有霸王之度，以吾觀之，必為撥亂之主。”於是，“深自結納”，投靠了李淵。
相對於當時有勇有才，頗具影響力的人紛紛都投靠了李氏父子。於是，在他們父子周圍便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成為晉陽起兵的基本隊伍。
還有一點至關重要的就是李淵雖然身為太原留守，握有重兵，但要密謀起兵，手中還必須有一支私自指揮的軍隊，才能在發動兵變後牢固地控製住太原及其西北地區。於是，擴充兵力就成為當務之急。然而，公開招募軍隊目標太大，弄不好會帶來殺身之禍。
為此，李淵派李世民去和劉文靜共商大計。經過策劃，劉文靜假造詔令：“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人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以歲暮集涿郡，將伐遼東。”結果消息傳出後，“人情大擾，思亂者益眾”。他們這樣做就是為了鼓動人心，激起人們的反隋情緒，並達到結集隊伍的目的，這事發生在大業十三年之初。
二月，馬邑、劉武周起兵，殺太守王仁恭，據郡反隋，自稱天子，國號“定揚”，並引突厥率兵南攻樓煩，進占汾陽宮，還將進逼太原。這時，李世民對其父說：“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
於是，李淵便以討伐劉武周為辭，召集將佐商議。並說：“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裏內，江都在三千裏外。加以道路險要，複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臌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穀，何為而可?”麵對如此情況，王威等人則說：“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
在這種情況下，李淵提出了“先當集兵”的要求。於是李淵就命李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近萬人”。
李淵接著又調整了軍隊的部署，各種大權，均由李淵和李世民親自掌握。這支隊伍便成為由李淵、李世民父子私自控製和直接指揮的軍隊，並成了晉陽起兵的主力軍。之後，李淵派遣使者到河東和長安，令建成、元吉以及女婿柴紹等急赴太原。萬事具備，隻欠東風。經過李氏父子多年苦心積慮地精心策劃和準備，他們周圍人才濟濟，當自身力量已夠強大時，所謂的“最後一搏”，其勝負自在意料之中。
在一個企業中，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人才，利用人才。一個人的才幹再高，也是有限的，而且大多還是某一方麵的偏才。而將眾才為我所用，將許多偏才融合為一體，就能組成無所不能的全才，發揮出無限巨大的力量。
常言道：人多智慧廣。惟有利用眾人的智慧，始能發揮這種人類的偉大力量。畢竟人類是不能單獨生存下去的，而一個人獨居無友，也不會有什麼發展進步。所以，隻有彙集眾人的智慧和力量，全體才能進步發展，人人也才能過著富庶安樂的生活。企業也是一樣，充分利用公司裏的眾智，才得以發展，使全體員工把所有的智慧，集中在經營上，才能彙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才能使企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