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合法性最初來源於武力。誰的力量大，誰的拳頭硬，能夠鎮服其他人，誰就能建立對其他人的統治，組建政府。因此在早期政治史中，各個政權都尚武，統治者很重視麾下能征善戰的猛將，大家都用“爪牙”來形容那些猛將，把他們比作猛獸的爪牙利器。《詩經·小雅》中有“祈父，予王之爪牙”一說；《漢書·陳湯傳》則說：“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
不消說，官府中人都希望自己是“國之爪牙”，往往將猛獸的爪牙擺放在辦公場所，刻意顯示自己的身份地位。這成為官府的裝飾風尚後，真的猛獸爪牙就供不應求了；加上一些官府中人覺得真實的獸爪、尖牙還不能彰顯自己的權力與氣派，於是藝術化的爪牙標誌就出現了。人們用金屬、木頭等製成誇張、醒目的猛獸爪牙，來裝飾官府、軍營等處。比較常見的是，軍旅營門的兩側，排列著數個木雕虎頭，張著血盆大口、露出鋒利的巨齒，逼視著往來者。人們形象地把如此裝飾的營門稱為“牙門”，進而指代整座建築。
後來，武力的政治重要性漸漸降低，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多元化了。文官與武將最終分野，形成了強大的文官集團。盡管排斥赳赳武夫的形象，但文官集團繼承了對猛獸爪牙的裝飾偏好，各級官府保留了“牙門”的造型和稱謂。當然其中也有一些變化，最明顯的變化可能是從唐代開始“牙”字逐漸演變為“衙”字。“衙門”代替“牙門”，成為中國古代官府乃至整個政治體製的代稱。
中國的曆史是古代文明中少數沒有中斷、一以貫之的曆史。中國的“衙門”也保持了連貫性。朝代有興衰更替、人事有起伏代謝，後一代的政治製度總是在前一代的基礎上調整、發展。中國式衙門製度為人類曆史貢獻良多。比如，中國古代高度成熟的文官製度，為現代各國的文官製度提供了諸多遺產。其中的文官考試製度更是直接借鑒了古代科舉製度。又比如，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對“仁政”的宣揚，對道德的重視，與現今“德政”的呼籲有異曲同工之處。硬梆梆的製度、法律和柔性的道德、人性的結合，可能會導向優良的政體。當然，對中國古代政治的批評之聲也不絕於耳，比如抨擊君主專製獨裁，又比如批評肮髒的官場伎倆等等。幾千年的政治製度演變下來，優劣並存，泥沙俱下。為裨益閱讀，對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的概況做一扼要分析。
按照現代政治學的分類，中國古代政治製度長期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製政體。這套製度草創於秦始皇。秦始皇之前的先秦政體，則是典型的“封建製度”。天子分邦建國，權力下放；諸侯治理轄區，權力繼續下放給大夫。以宗法製為基礎的政治製度，等級很分明，各級之間存在明確的權利與義務關係。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中央集權代替了分邦建國。盡管還有人被授予各種爵位，建立名義上的諸侯國，但授予爵位的理由不全是宗法血緣，更傾向於貢獻與功績。貴族政治被賢能政治所取代；受封的諸侯不能分裂立國，也不能直接治理轄區，僅僅是接受榮譽，按照爵位享受相應的待遇而已。早先，諸侯國還有實實在在的封地，比如長沙王的封地就在長沙、靈寶侯的封地就在靈寶，到後期爵位完全榮譽化，和封地徹底脫鉤，比如福王、鄭親王、輔國公、毅勇侯等。其次，秦始皇被尊稱為“皇帝”，取代了周天子。之前上下的權利與義務關係被打破，老百姓們直接對君主承擔義務、卻享受不到權利，最高統治者開始了專製獨裁之路。
以秦始皇建製為界，先秦的政治思想和一些管理製度被秦朝之後的政治體製所繼承，但前後政體存在明顯的差別。我們關注更多的是秦朝之後的政體，它呈現出以下幾大特點：
第一，君主專製和中央集權的趨勢基本同步，都在不斷加強。
中央集權，指的是中央政府（朝廷）對地方政府（州縣）的控製，是一種縱向的關係。如果說先秦中國類似於如今一些國家的聯邦製，那麼秦朝之後中央政府越來越集權化。中央集權成了官民心目中的常態，分裂割據不得人心，強有力的中央政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某個地方的老百姓，對朝廷的苛政忍無可忍，生活過不下去了，想到的不是起義，不是地方法規的自我改善，而寄希望於朝廷的幡然醒悟，寄希望於某項全國性的法律或政策的修訂。朝廷對州縣的控製也日漸加強，一個從九品巡檢的任命權都攥在首都朝堂之上。州縣官府在理論上沒有一丁點兒的財權，一分一厘的錢糧都要繳送國庫。朝廷與州縣為此進行了多次博弈，比如西漢初年的削藩、唐初的分封辯論、明朝的三司製和巡撫製，結果都以朝廷的勝利而告終。
全國的權力彙聚到朝廷，朝廷的大權操於皇帝之手。專製君主竊取了中央集權的成果。和君主立憲政體下的虛君不同，專製君王握有實權，不僅決策，還把手伸到各個方麵。秦朝宰相李斯就勸秦二世要“獨製於天下而無所製”，發展到後來皇帝乾綱獨斷，“一切俱決於君”。皇帝的決策錯了，那也是“聖意”“聖裁”，皇帝要你自盡也是“隆恩”。後期的皇帝生殺予奪，決定臣民的悲歡離合喜怒禍福，臣民隻有匍匐在龍椅之下的份兒了。君王和一般人的地位天壤之別，皇帝完全脫離了人群，成了異類。即便有的皇帝表現得平易近人、虛懷若穀、從諫如流、勤儉節約、愛民如子，那也是出於統治的目的，使了幾招“帝王術”而已。比如史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評唐太宗李世民納諫，說他是“蓋親見煬帝之剛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盜賊蜂起而莫告，國亡身弑，為世大僇。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慮難周，非集思廣益，難以求治，而飾非拒諫，徒自召禍也”。李世民目睹了隋煬帝剛愎自用、施政殘暴，最終身首異地，還落下了千古罵名的下場。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李世民納諫，目的是借助大臣的智慧鞏固自己的江山，免得“招禍”，並非真的是一位和藹、親民的老爺爺。
君主專製總體趨勢是不斷加強的，但過程並非直線，各代情況各有不同。秦漢是君主專製肇始之際，但皇帝還談不上獨裁。以宰相為首的朝廷能夠與皇帝平等對話，相權製衡君權。皇帝對宰相以禮相待。即便強硬如漢武帝者，也隻是利用內朝近臣，逐步攝取外朝的權力，試圖架空宰相而已。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君權倒退。權臣和豪強常常挑戰皇帝。世族力量惡性膨脹，皇帝非但沒有能力夷平地方、壓製世族，還要仰仗世族大家們的支持。隋唐重建大一統，君權走出低穀，迅速攀升。三省六部的建立，集體宰相製代替了單人宰相製，變相地分割了相權，便利皇帝插手外朝。同時，科舉製大規模推行。其一大功效就是打擊世族大家。加上戰亂的摧殘，世族大家在唐末勢力無存。北宋奉行“重文輕武”“強幹弱枝”的國策，人為製造製度複雜性，分割相權，控製地方，君權急速上升。而理學的興盛，內斂了讀書人的思想，進一步保障了君權。“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觀念，就出現在宋朝。明初，君主專製進一步加強，幹脆廢除宰相，朝臣直接聽命於皇帝。內閣名為皇帝的顧問班子，在實踐中卻是皇帝的秘書，一切唯皇帝馬首是瞻。皇帝還設立錦衣衛、東廠、西廠等特務組織，監督臣民。如此做法，就有些過分了。清朝的皇帝有過之而無不及。雍正連秘書都不需要，隻要奴才。他架空內閣，成立了“跪聽聖旨”的軍機處作為最高政務機構，來落實自己的指示。清朝還廢除了監督皇帝的“諫臣”係統（合並入都察院，台諫合一），大興文字獄，使得在明末多多少少還存在的知識分子的氣節、讀書人的抗爭精神，蕩然無存。
秦漢時期，宰相進出宮廷，皇帝都要起身迎送。雙方相互行禮後，相對而坐議事；清朝，軍機大臣要隨叫隨到，對皇帝三跪九叩，得到皇帝“恩準”後才能站到一旁“垂聽聖訓”。
總之，古代君權強度呈現出一個長勾型，南北朝時期是勾底，明清是長勾的右上方、最高點，但這隻是大致情形。在同個朝代不同時期，君權各有強弱。皇帝個人素質的優劣、宦官和後宮的專權等，都會影響君權的強度。比如，明朝的開國皇帝極大抬升了君權，但子孫們慵懶倦怠，導致大權旁落。內閣大臣勾結宮廷，利用秘書替主子代擬意見（票擬）的權力分割君權（如張居正）；監控外朝的宦官狐假虎威，權傾朝野（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君權反而羸弱不振。
第二，中國古代政治體製富有流動性，並沒有形成階層固化或貴族政治。
中國傳統社會有士農工商各階層，卻沒有貴族階層。秦朝之後，中國政治製度富有流動性，權力沒有為某個階層所壟斷。即便是世族勢力惡性膨脹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世族大家也沒有壟斷一切官職，更不能壟斷政治權力。一般的寒門子弟還有上升的渠道，且掌握實權。
陳勝吳廣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五代軍閥說：“帝王本無種，兵強馬壯者為之耳。”說的是通過暴力改變社會階層。古代曆史每兩三百年就來一次天下大亂，造成社會階層大洗盤，土地和財富近乎重新分配，政府權力幾乎顛覆重塑。西方社會大變亂後，原先的貴族大體上還是貴族，變動有限，而中國古代是大換血。鄉間的流氓當了皇帝，他的痞子朋友們都封侯拜相；遊方和尚殺上了金鑾殿，他的發小玩伴和行伍兄弟都開府就藩。前朝舊勳，頑抗的殺頭，剩下的不是隱居山林做遺民，就是跌落底層為販夫走卒，重新開始奮鬥。
販夫走卒們，隻要肯奮鬥，就有希望從最底層躍升到最頂層。這要感謝隋唐開創的科舉製度。科舉製在理論上，向全社會敞開大門。鄉野村夫和市井小民都可以通過讀書考試，分享政治權力。中國曆史上不乏“布衣卿相”，“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書寫了不少草根神話。相信現在各地都留有相關的傳說或者古跡。一個有才華的人，如果不能進入一個政治體製分享權力，就可能成為體製外的反對者；如果不能在體製內正常流動，就可能成為體製內的批評者。一成不變，帶給政治體製的不是安全和穩定，而是僵化和死亡。科舉製大體上做到了能者進、優者上、庸者下，籠絡了人才，增加了整個體製的流動性和穩定性。有進取心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努力進入現行體製，而不是造反。唐太宗曾看到天下士人蜂擁至長安趕考，感歎：“天下英才盡入吾彀中！”後人也稱讚：“太宗皇帝真良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古代政治體製能夠連貫延續，科舉製貢獻良多。
科舉製存在上千年，後來也出現了不少問題，但基本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尊重。主要原因就是它給了最廣大的無權階層一個希望，一個改變地位、獲取權力和財富的希望。其潛台詞就是大眾都承認社會階層是流動的。權貴之門固然令人羨慕，一旦子孫平庸，旁人就會直言：“可惜可惜，富貴將不保矣！”既得利益階層也相信，留給子孫黃金萬兩，不如傳下詩書一屋。富不過三代，成了社會共識，也體現了古代社會流動性之強。延續千百年的權貴家族，極難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