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對新中國消費政策的曆史回顧與反思
消費政策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為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根據消費領域的實際狀況與發展趨勢製定、實施的引導和調控居民消費行為以保障消費機製正常運行、社會消費順利實現的各項方針、製度規定和具體措施的總和。在其廣泛意義上，消費政策可以區分為宏觀消費政策、微觀消費政策以及與消費緊密相關的其他政策。消費政策的具體形式常見的有財稅政策、貨幣政策、價格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公共消費政策、社會保障政策、消費信用政策、消費引導與消費者教育政策、消費者權益保護政策以及相關的產業發展政策、區域經濟政策、人口政策等。一般地，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和消費水平所處的不同階段，消費政策也不一樣。新中國建以來實施過不同的消費政策，回顧這些消費政策的曆史變遷，反思其得失，對於我們構建適應節約型社會奢儉觀要求的具有針對性的消費政策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5.1.1 新中國建立以來消費政策的階段性變遷
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消費政策的演變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改革開放前後的消費政策有著質的區別，而改革開放以後的不同曆史階段，為了適應特定的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消費政策的定位、實施手段與效果也有較大差異。
（一）1978年以前的消費政策。1978年以前，我國的消費政策是服從和服務於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目標的，旨在通過限製居民消費，為促進資本積累創造條件。主要的政策是：第一，調節消費基金與積累基金的比例。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通過行政手段調節消費基金與積累基金的比例關係是我國調節消費的主要手段。“一五”期間，我國基本合理地兼顧了消費和積累的關係，使基本建設投資逐年增長、職工就業人數及平均工資有所增加，國民經濟保持了較好的發展勢頭。但自1958年“大躍進”以後，我國開始實施“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實際上就是單純壓縮消費片麵提高積累以實現國家財力有限但要重點、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所需的大量資金。這一政策的實施，使我國的積累率由1955年的22.9%迅速上升至1975年的33.9%，而消費率則由77.1%下降至66.1%，1960年積累率甚至高達39.6%而消費率低至60.4% 。第二，實行低水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一般情況下，收入對消費起著決定性作用，低收入與低消費之間常常可以劃等號。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社會經濟生活主要受政府指令和計劃的影響，因此，政府積極發揮其在收入分配政策中的作用，通過低工資政策來抑製城鎮居民收入增長也就是抑製了他們的消費。在農村，主要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政策，把農業創造的利潤轉化為工業利潤，人為降低農民的收入從而抑製其消費水平的提高。統計資料顯示，低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國居民消費水平增長率遠遠落後於國民收入增長，1958、1960、1965、1970、1975、1978年，我國國民收入年增長率分別為22.0%、-1.4%、17.0%、23.3%、8.3%、12.3%，而居民消費水平年增長率分別為1.4%、-5.9%、9.2%、4.1%、1.9%、5.1% 。與此同時，由於生產資料優先發展從而限製了消費資料的生產，社會消費品整體短缺，國家隻好在城鎮實行基本消費品配額定量供應和在城鄉普遍推行票證限製製度，即便居民手中有錢也無法買到更多的消費品，低消費水平於是成為一種必然。第三，推行低價格政策。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一直實行與低收入政策相配套的低價格政策。由於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價格由政府統一製定而不是由市場決定的，因此為了維持居民低收入水平下的基本消費水平，政府製訂並長期維持了低於商品價值的價格。統計資料顯示，與1952年相比，1978年全國零售物價指數僅為121.6，職工生活費價格指數也僅為125.3。1965年以後，消費品價格水平甚至基本沒有變化，以1965年為基期，1978年職工生活費用指數僅為99.2 。總之，改革開放以前服從於優先重工業化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我國實行的是以“重積累、輕消費”、“高積累、低消費”為顯著特征的抑製性消費政策，居民消費總量的增長和消費結構的變化緩慢而微弱，形成了恩格爾係數居高不下的長期穩定的低水平消費結構，這就必然削弱生產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動力，最終抑製了經濟的增長。
（二）1979-1988年的消費政策。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為了實現現代化建設的第一步戰略目標，致力於解決溫飽問題，對之前的消費政策進行了方向性的大調整。一方麵，在保證基本建設資金充足的情況下，調整了消費與積累的比例關係，逐步提高消費率、降低積累率。統計資料顯示，我國1978年的消費率、積累率分別為62.1%、38.2%，1979-1981年消費率分別上升為64.4%、65.5%、67.1%，而同期的積累率分別降為36.1%、34.8%、32.5%。之後消費率雖有所下降，到1988年變為63.9%，但仍舊高於1978年的水平；積累率雖有所提高，到1988年變為37.0%，也仍舊低於1978年的水平 。另一方麵，為了保證消費與積累比例關係的調整目標順利實現，還同時調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促進消費需求增長。具體的政策措施包括：在城鎮增加就業、提高職工工資和實行獎勵製度等，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減輕農業稅收負擔、補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等。這些政策不僅大大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從而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且直接提高了他們的收入水平和購買能力，促進了消費需求的迅速增長。從居民貨幣收入的增長看，職工工資總額由1979年的646.7億元上升到1988年的2316億元，增長了3.6倍；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則由1979年的160.2元上升到1988年的544.9元，增長了3.4倍。收入的快速增加導致了消費水平的快速提高，而在居民個人消費增長過快的同時，也帶動了社會集團消費的快速發展，從而使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消費基金出現膨脹，超過了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統計資料顯示，1979-1988年，按當年價格計算的消費基金總額增長321.7%，平均每年增長15.5%，按可比價格計算的這兩項數據分別為153.1%、9.7%；而同期，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國民收入增長291.0%，平均每年增長14.6%，按可比價格計算的這兩項數據分別為141.5%、9.2% 。總之，由於意識到了消費的重要性，1979-1988年間我國的消費政策已經走出“先生產、後消費”、“重生產、輕消費”的傳統認識誤區，並帶有明顯的補償消費的特征，但是由於在收入較快增長的背景下，加工工業快於能源、原材料及交通運輸業的發展，經濟結構失衡，市場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麵，生產供給速度跟不上，呈現出以消費對象雷同、消費結構單一為特點的一定程度的消費需求膨脹，最後導致了整個消費品市場的波動，產生了通貨膨脹等困擾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嚴重問題。
（三）1989-1997年的消費政策。針對1988年全國已經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形勢，從1989年開始，國家進行了為期3年的治理整頓工作，之後又根據消費領域的實際情況，適時地對消費政策進行了調整。回顧1989-1997年間我國采取的消費政策，主要的有：第一，實行了靈活的利率政策。為了抑製消費需求的過快增長，充分發揮利率政策較好的消費調控作用，通過迅速調高存款利率，增加城鄉居民儲蓄，吸收和推遲了一部分當前的消費需求。到1996年利率政策轉向下調之前，1年期存款利率已調高至10.98%，而1981年1年期存款利率僅為3.4%，1983年1年期存款利率僅為5.1%。如此之高的利率水平，對相當多的城鄉居民還是很有吸引力的，從而使他們選擇了儲蓄而放棄了部分當期消費。但是之後國內需求呈現嚴重不足、消費市場出現疲軟態勢，為了提高有效需求，刺激消費，從1996年5月1日開始，我國又實施了連續的利率下調，頻繁和較大幅度的利率下調，對於擴大消費、穩定市場、促進經濟回升起到了應有的促進作用。第二，實施了針對性的財政政策。在1988年國民經濟出現消費基金過度膨脹、市場物價不斷上漲、通貨膨脹趨向嚴重的狀況下，我國政府迅速削減了財政支出，使年度財政支出增長率從1990年的17.2%降低到1991年的9.2%，有效地促進了經濟“降溫”和物價穩定。而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通貨緊縮趨勢開始顯現、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日益突出時，我國轉而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增發國債等手段（僅1997年增發國債就達到2000億元），有效地擴大了市場需求，拉動了經濟增長。期間，我國還通過開征消費稅、個人所得稅等辦法，使消費調控產生了積極影響，基本實現了既定的政策目標。第三，推行其它配套的一係列政策。1988年出現的消費需求過快增長、消費基金過度膨脹，在一定意義上是與我國市場調節比重不斷增加而其它配套政策尚不完善有密切關係的，因此從1989年開始，國家注重加強工資和獎金管理、大力壓縮集團消費、推行住宅商品化、調整產業結構等，配合其它市場化的調控政策，促進消費需求正常發展、消費結構合理調整、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總之，1989-1997年間我國的消費政策為了適應經濟社會形勢的發展需要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具有適時微調的特征，總體上既重視發揮消費的作用，又實行緊縮性的調控，限製了過快增長的消費需求，促進了國民經濟的“軟著陸”。
（四）1998年以來的消費政策。從1998年開始，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層麵，消費政策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關注。在這裏，1997年下半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引子，而國民經濟發展受製於結構性障礙更是深層次的原因。麵對當時我國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消費需求不振、固定資產投資放緩、物價總水平持續下降的局麵，1998年伊始我國實施了一係列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的政策，消費調控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第一，調整了收入分配政策。先後多次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和企業離退休人員待遇，重點提高城市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通過實行糧食直補政策和清理拖欠的農民工工資，大大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第二，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推出消費信貸政策。始於1996年的利率下調政策得到延續，利率連續下調的次數之多、利率水平之低前所未見，這對於促進居民改變儲蓄-消費比例，增加當期消費起到了重要作用。而1999年央行頒布《關於開展個人消費信貸的指導意見》，促進和規範了個人消費信貸業務的健康有序發展，使消費信貸規模迅速放大、信貸品種不斷增加，從而釋放了可觀的信貸餘額，提前變現了相當數量的潛在需求。第三，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針對內需不足的問題，1998年中央采取了以增發1000億元國債擴大政府基礎設施投資為代表性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
1999年繼續這一政策，共發行國債1100億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國有企業技術改造貸款貼息等 。從兩年的實踐看，雖然對於拉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政策預期目標還有一定距離，但不可否認的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也直接拉動了經濟增長；通過大幅提高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這“三條保障線”的水平，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消費；通過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征稅，刺激儲蓄資金向消費品市場分流；調低住房和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稅，積極鼓勵消費等，這些政策都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作出了積極貢獻。第四，發展新興產業，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為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通過製度改革和創新，積極培育住房、汽車、文化教育、信息消費以及旅遊消費、假日消費等熱點，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第五，清理過時的消費政策，營造寬鬆的消費環境。近年來，我國清理和取消了大量的各個方麵的限製消費的政策措施，大規模地進行了城鄉電網改造、鄉村公路建設與通信網絡覆蓋等，這些政策為居民消費提供了極大便利。第六，推行了促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消費的一係列政策。比如為了調節浪費資源、汙染環境的消費行為，對1994年稅製改革以來的消費稅作了最大規模的一次調整，調整後的消費稅的稅目、稅率及相關政策從2006年4月1日起開始實行；2008年更是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暫行條例》，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這對促進節約型消費方式的普及無疑會起到有力的推進作用。值得關注的是，為了應對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嚴重衝擊，按照溫家寶總理提出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的要求，我國製訂實施了一係列不同於以往的、務實的消費刺激政策，在出台了諸如降低住房交易稅費、鼓勵合理住房消費等七項措施之後，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又確定了進一步刺激消費、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為了能夠真正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培育消費熱點，還進一步出台了後續的具體消費政策，比如注重開拓農村市場，在全國範圍實施“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補貼措施，完善“萬村千鄉”市場工程，推進連鎖經營向農村延伸，大力促進農民消費，使廣闊的農村市場成為擴大消費需求的重要支撐。必須強調的是，“十七”以來，黨中央、國務院著眼“就業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保是民生之依”、“穩定是民生之盾”，著重抓緊、抓好就業、教育、分配、社保、穩定等五大現實問題，出台、實施了關於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係列舉措，加快推進社會建設、著力解決民生問題、持續擴大消費需求以讓全體人民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從而也將消費政策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總之，1998年以來的消費政策主調帶有強烈的刺激、鼓勵和保障居民消費的特征，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也確實收到了不錯的成效。但是立足於現在尤其是未來，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製，延緩居民消費傾向連續較快下降的趨勢，相關政策顯然仍舊有待完善。此外，在鼓勵居民消費的同時，為規範製約現實生活中奢侈浪費的消費行為、推進節約型消費方式的普及，促進可持續消費和可持續發展，加快出台相關的消費政策也是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
5.1.2 關於新中國已經實施的消費政策的反思
以上關於新中國消費政策變遷的回顧應該說隻是一個大致的梳理而已，難免會疏漏掉一些具體的內容，但是這種梳理已經能夠呈現新中國建立以來我國製訂、實施的消費政策的整體脈絡，可以作為我們製定新的消費政策時據以思考和獲得啟示的客觀曆史素材。
反思以往的消費政策思路與實踐，無論經驗還是教訓，都是探索中獲得的寶貴財富，它帶來的重要啟示，將是我們構建適應節約型社會奢儉觀要求的消費政策的基本指導是想。
第一，要充分重視消費的地位，積極發揮消費的作用。關於消費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馬克思曾經將其置於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之中，進行了高屋建瓴的論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經濟學家也普遍開始重視消費研究，至今已經形成較為完整的消費理論體係，從而也就為西方國家製定正確、係統的消費政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建國以後，由於長期受到基本國情、思想觀念、意識形態與傳統體製的束縛，對於消費問題的討論猶如禁區極少涉及，理論界甚至將消費排斥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之外。改革開放以後，消費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消費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90年代以來更是得到了蓬勃發展。但是客觀而言，成熟的和具有中國特色的消費理論體係迄今尚未建立，這就難以為製定和完善凸顯消費地位、發揮消費作用的消費政策提供充分的智力支持。正因為如此，我國曾長期沒有正確對待生產與消費的關係、至今對於消費領域一些突出的問題拿不出合意的解決辦法，從而給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全麵、快速提高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造成了嚴重的負麵影響。為此，一方麵我們應真正樹立重視消費的基本理念，重視消費的理論研究，不斷拓寬消費研究的領域，大力推進消費研究的深度，盡快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科學的消費理論體係；另一方麵要及時運用取得的理論成果，指導製訂切實有效的消費政策，將擴大消費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合理調整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係，始終維持消費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的領先地位，持續促進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二，要保護好消費者權益，也要強化對消費者行為的調控和規製。市場經濟是消費者主權經濟，換句話說，在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下，在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中，消費者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生產者則根據消費者的意願和偏好來安排生產。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消費者主權原則是製定消費政策的出發點，應該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不直接幹預私人的消費活動，也不限製生產者在市場上的競爭。然而，理想的市場環境是不存在的，如果完全聽任市場競爭發揮作用，生產者主權就會在一定範圍、一定程度上出現，不實行政策對經濟的必要調節，消費者的意願常常會得不到尊重，消費者的權益也可能受到損失。因此，我們既要尊重消費者主權原則，發揮市場的基礎性調節作用，實現消費自由，也要針對消費市場突出的現實問題，製訂維護市場秩序、打擊假冒偽劣、反對壟斷與暴利等政策，保護好消費者權益。與此同時，保護好消費者權益並不意味著就不需要對消費者的行為進行調控和規製，囿於價值觀念、生活習俗等等的影響，消費者的行為並不總是合理的，針對消費者中普遍存在的非理性的一些行為，製訂消費政策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這裏的消費政策，應該是宏觀政策與微觀政策的有機結合，以往我們較多地注重從宏觀上製定政策來調節控製，而較少注意從微觀上製定政策來進行引導規製，實際上，失去了微觀的基礎，宏觀政策的目標便很難實現。總之，隻有保護好消費者權益，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麵強化對消費者行為的調控和規製，才能真正實現以人為本，持續改善民生，不斷提高全體居民的消費質量，加快推進經濟社會發展。
第三，要超越消費政策的短期性、臨時性，製訂實施長期性、穩定性的消費政策。為了解決消費領域不斷湧現的突出矛盾和現實問題，出台一些具有短期性、臨時性特點的消費政策，有時候並非沒有必要。但是，如果我們停留於“一時一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是著眼於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戰略目標，不能統籌考慮各方麵的情況，就勢必難以確保消費需求的持續穩定增長，政策措施的頻繁調整也極易引起消費需求的反複和波動。例如，近年來我國關於住房消費的政策就經曆過多次調整，政策目標飄忽不定，具體措施朝令夕改，嚴重抑製了廣大城鎮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消費需求，阻礙著房地產市場的規範、健康發展。因此，一方麵我們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前瞻性地製定確保消費水平增長與社會再生產提供的條件及其發展的客觀要求相適應的消費政策，真正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另一方麵在中長期消費政策的總體框架下，出台細化的具體政策，強調現實針對性和操作性，以使我國消費市場維持穩定發展的局麵。
第四，要突破消費政策的單項性，避免其帶來的負效應，強調消費政策的整體性，突出協調效應。我們長期習慣於搞“一事一策”，對一些單項政策的正效應估計偏高，忽視了其對其他消費產生的負效應。我們曾經寄望於通過出台針對某些特定領域的消費刺激政策帶動社會整體的消費需求擴張，卻看不到在預算約束既定的條件下，消費結構中某些項目的支出增長必然導致其他項目的支出相應減少。相關的教訓是較為深刻的。例如，20世紀90年代末期我國加快了高等教育體製改革，出台了擴大高等教育消費的政策，這一政策在帶來教育支出大幅增長的同時，分流了巨量的消費資金，一些居民家庭收入的“蓄水池”幾乎因此而放幹，導致其在別的消費項目上的支出大大萎縮，這必然會阻礙社會消費需求的全麵擴大。再如，長假消費政策的實施，在一些人看來是大大擴張了居民消費，他們對於長假期間迅速釋放的居民消費支出如數家珍、欣喜若狂。但是試問，居民長假期間集中消費了之後，平日裏的消費有沒有保持這樣的發展勢頭？如果出現的是相反的情形呢？所以，長假消費政策的績效，完全應該在我們把政策實施前後各年居民消費支出的總體情況進行比較之後，才能作出較為準確的判斷。事實上，長假政策帶來的遠非長假期間那般的消費景氣，重新進行一番利弊權衡是完全必要的，著眼於製度創新，早已在發達國家的實踐中得到檢驗的帶薪休假才是可行和應該借鑒的消費政策。此外，指向單一的消費政策之間也常常缺乏配合甚至產生衝突，從而勢必降低總效應。近年來我國在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實施的改革政策與擴大消費、啟動內需的其他政策之間就存在各自為政、相互抵消的政策效應，終致消費需求啟而不動、啟而難動。因此，我們務必竭力避免每一單項消費政策可能對其他消費造成的負效應，注重消費政策的整體性，協調好各個方麵的消費關係，使各項消費政策銜接配合，形成合力，從而達到最優的政策效果。
第五，要堅持鼓勵消費和可持續消費並重的消費政策。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高速增長，我國經濟已經告別短缺，消費品市場供不應求的態勢早為供過於求的現狀所取代，因此，鼓勵居民消費，不斷提高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已經具備堅實的物質基礎。換個角度看，在供給約束已轉化為需求約束的市場環境下，堅持鼓勵消費的政策，促進居民消費需求順利實現和持續擴大，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總之，在經濟體製和市場環境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的條件下，無論立足現實還是著眼將來，堅持鼓勵消費的政策都是必要和可行的。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增長，自然資本約束日益增強，堅持可持續消費的政策勢在必行。作為一種真正科學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模式，可持續消費既能夠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和不斷提高生活質量，又盡最大可能減少自然資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盡最大可能減少廢物和汙染物。這樣，既能夠兼顧消費的“發展性”與生產的“持續性”，又能夠兼顧代內消費與代際消費，兼顧人與自然的和諧。近年來，鼓勵消費的原則影響日益廣泛深入，但是可持續消費的原則遠未得到真正貫徹，不能把二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終將使我們的消費政策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也就談不上消費需求的不斷升級、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5.2 建設節約型社會背景下的針對性消費政策
基於本文確立的“二元”奢儉觀視角，根據上節關於構建節約型社會消費政策的指導思想，這裏重點討論具有針對性的消費政策。筆者認為，為了引導居民消費朝向符合節約型社會要求的方向發展，製定和實施規製“應儉而奢”、調節“應奢而儉”的消費政策需要以消費觀念的更新和消費行為的調整為著眼點、著力點，否則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
5.2.1 樹立現代消費觀的消費引導、消費教育政策
筆者認為，建設節約型社會背景下的消費引導、消費教育政策必須以樹立現代消費觀為指向，以正確認識消費、準確把握節約型消費內涵為根本要求。
消費觀是每一個人都具備的在生活消費方麵的根本觀點與價值判斷。消費行為總是受著消費觀念的支配，“應儉而奢”就與麵子觀和消費主義密不可分，而源遠流長的節儉文化傳統則是我國消費者“應奢而儉”的觀念上的成因。因此，調節消費首先必須根除觀念上的障礙，在全社會樹立起正確的現代消費觀。這就要通過積極發揮消費引導與消費教育的作用，首先幫助人們科學地認識到消費在個人生活以及整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包括要認識到：第一，消費而後生存、享受和發展，消費需要是人類初始的需要和最基本的需要。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從出現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費，不管在他開始生產以前和在生產期間都是一樣。” 馬克思、恩格斯還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曆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 顯然，正是消費資料生產的不斷發展，消費活動的正常進行，消費需要的不斷滿足，消費層次的不斷升級，才使人們的消費質量越來越高，生活越來越幸福。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強調，在終極的意義上消費本身並非人生的目的所在，而是人籍以滿足自由全麵發展需要的手段。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華和核心，人的自由全麵的發展是評價社會生活中一切現象的終極尺度，自然也是評價生活消費的價值尺度。馬克思說過，每個人的自由全麵的發展就是“人以一種全麵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麵的本質” ，而不斷完善與發展的消費的滿足正是“人的本質”的表現和確認，也是人的本質的不斷升華、不斷發展的重要條件。馬克思曾經前瞻地談到社會主義前提下人的消費需要，指出“人的需要的豐富性，從而某種新的生產方式和某種新的生產對象具有何等的意義：人的本質的新的證明和人的本質的新的充實。” 可見，雖然消費從而消費需要的滿足對於每個人都十分重要，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合意的消費應體現人的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應體現人的潛能的發揮，應體現人的才能和力量的提高，所以一切“為了消費而消費”的行為可以休矣！第二，消費對於經濟增長起著強大的導向作用和拉動作用。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這種作用的發揮，是借助消費者手中的“貨幣選票”投向實現的。馬克思說：“在社會中消費者和生產者範疇是不等同的：第一個範疇即消費者範疇……比第二個範疇(即生產者範疇)廣得多。因而，消費者花費自己收入的方式以及收入的多少，會使經濟生活過程，特別是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過程發生極大的變化。” 馬歇爾也說過，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切需要的最終調節者是消費者的需要” 。因此，我們必須重視消費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導向作用和拉動作用，通過適度鼓勵消費、積極合理消費，不斷擴大消費需求，提高消費水平，優化消費結構，形成新的消費熱點和經濟增長點，促進整個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強調，消費不應隻是經濟增長的手段而已，而應真正體現為社會生產的目的所在。馬克思在考察消費在社會再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時說過，“生產、分配、交換是手段，是中間的、中介的活動，目的是消費。非生產性消費不是手段，而是目的。通過消費得到享受，是消費前的一切活動的動機。”。 馬克思還說過，消費不僅“為生產創造觀念上的、內心的、主觀形式上的動力、目的和對象”，“創造出新的生產需要，生產的觀念上的動機，生產的動力，生產的目的和對象”，而且“消費完成生產行為，它不僅使產品最後完成其產品，是產品成為產品的最後行為，而且使生產者的素質達到完美的程度，是使生產者成為生產者的最後行為” 。這就充分說明了，消費是生產的目的，真正把消費當作生產的目的何等重要！否則，如果不能自始至終堅持不斷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即消費需要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隻是把消費當作經濟增長的一種手段，“為生產而消費”，消費與生產之間相互決定的作用機製就將失效，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就將中斷，最終必將導致經濟增長停滯甚至倒退、消費需求不振甚至萎縮的“雙負”後果。第三，消費能夠促進社會文明和社會全麵進步。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高層次的消費需要不斷得到滿足，都集中表現為消費質量不斷提高，消費中的文化含量不斷增加，最終將促進人的素質的提高。“消費者的素質提高了，科學消費，文明消費，就能移風易俗，和諧協調，培育優良的社會機體，促進兩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從而提高社會文明程度，促進社會全麵進步。”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強調，要全麵改變消極的、不合理的消費方式。尤其是要抵製加速資源耗竭和環境汙染、無益消費者身心健康、敗壞社會主義社會風氣的各式各樣的不良消費現象，以保證消費活動能夠在社會進步和兩個文明成果的傳承、發展中真正起到強大的促進作用。
在全社會樹立正確的現代消費觀，還要通過消費引導和消費教育，幫助人們準確把握節約型消費的內涵。節約古已有之，但是我們今天提倡節約型消費的時代背景卻完全不同於以前。單純從經濟的範疇看，既往時代囿於生產力水平較為低下而對各種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嚴重不足，因此消費起來需要“尚儉”；當今時代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在廣度和深度上均已達到相當程度，而在短期內難以有新的較大進展，資源短缺條件下要實現可持續消費、可持續發展，節約於是成為必然。正是這種時代背景的根本不同，使得節約型消費在今天獲得了新的內涵：第一，節約型消費反對崇尚消費主義和極端追求麵子消費，拒絕奢侈浪費。前已述及，消費主義是一種追求、崇尚過度的物質占有和將消費作為美好生活與人生目的的價值觀念，以及在這種價值觀念支配下的行為實踐。它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並以由高收入階層向低收入階層擴散、由發達國家和地區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擴散的規律不斷滲透，如今影響所致，甚至已及於全球的每個角落。目前，美國、歐洲、日本等，自然當仁不讓地成為了世界消費主義的中心地區，古老的印度、中國等等，在經濟市場化、消費商品化的過程中也逐漸被消費主義所侵蝕。而基於恒久、普遍的麵子觀產生的麵子消費，常常表現為畸形的炫耀消費、盲目的攀比消費等極端消費行為，其消極後果絲毫不亞於甚至遠超尚可稱之為“新生事物”的消費主義。鑒於以追求物質占有、崇尚“符號”象征性、誘發模仿消費為共同特征的消費主義和麵子消費在我國產生的危害越來越大，導致的生態危機前所未有，在當前及將來倡導節約型消費，首先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消費主義和極端的麵子消費，拒絕奢侈浪費，徹底根除奢侈消費盛行的幕後“主宰”。第二，節約型消費並不倡導禁欲主義，也不是節製合理的、正當的消費。我國在漫長思想史的人性問題爭論中，由戰國而至宋明，以“存天理，去人欲”為核心思想的理學禁欲主義得以催化和成熟。實際上，禁欲主義的這種極端化直接導致了禁欲主義在世俗社會的不可行，既然缺乏操作性，禁欲主義就隻能停留於“空洞說教”。而且，這種極端化有時恰恰導致了背離禁欲主義主旨的反向行為，享樂主義便開始以一種“地下態”進而“常規化”地進入到現實生活中。當前，資源短缺、環境危機是不容置疑的客觀存在，但我們不能就此落入禁欲主義的“泥沼”，我們不倡導虛偽的禁欲主義，我們崇尚的是節約型消費，不是不消費，而是厲行節約，基於基本的物質需求，通過消費維持人的正常生存與發展，激發人的能動性，積極進取，努力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第三，節約型消費是環境友好的、適度的、可持續的消費。節約型消費符合循環經濟的發展要求，是貫徹“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原則的消費，也就是節約能源資源和減少消耗、再利用和多次利用、減少汙染物排放和廢棄物的最終處理量的消費，因此必然是環境友好的消費；節約型消費提倡過簡單、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有限的生活，不單純追求消費數量的增加而注重消費對象的多樣化、消費結構的合理化等，因此是一種適度的消費；節約型消費還是可持續的消費。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定義，所謂可持續消費，是指提供服務以及相關的產品以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質量，同時使自然資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務或產品的生命周期中所產生的廢物和汙染物最少，從而不危及後代的需求。可見，節約型消費與可持續消費息息相關，節約型消費是實現代內、代際消費公平，從而也是實現可持續消費和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途徑。總而言之，新的時代背景下的節約型消費，是聯係經濟發展與收入增長的既不超前也不滯後的消費，是不單純追求消費的數量增長而是以消費質量的穩步提高為依歸的消費，是盡可能避免消費的盲目性、浪費性、炫耀性、愚昧性等傾向從而合乎科學、合乎意識形態主流、合乎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消費，因而是我們應該積極倡導的合理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