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種衰敗的景象往往是在很早的繁榮時就種下禍根，一個高明的處世者，會在一帆風順時保持清醒和理智，以防範禍患的發生。
“怒”可以使人失去理智，“喜”同樣可以使失去清醒。而且因得意忘形而造成的損失往往更大。大凡一種衰敗的景象往往是在很早的繁榮時就種下禍根，大凡一種機運的轉變多在零落時就已種下善果。因此，一個精通厚黑怕經的人，無論是突然身遭災變，還是春風得意，都必須保持清醒的理智，以防患於未然。
毛澤東有句名言：“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李斯在《諫逐客書》中也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波濤洶湧的黃河，一瀉千裏，比起小河溝來，是何等的壯觀，但比起浩瀚的大海，又黯然失色了。大凡幹大事業者，莫不慎而又慎，特別在功成之時，萬不可有自鳴得意的情緒，這一點，曆史上的李自成給人的教訓最大。
李自成發動農民起義，經過艱苦轉戰，終於攻克北京，明朝崇禎皇帝自殺於煤山，大順政權取代了大明政權。李自成從西安到北京，一直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他隻要製定出穩定局勢爭取人心的一係列政策與措施，對外防備清兵入關，繼續掃除殘明勢力，就可以鞏固已建立的政權。
可是，李自成人京之後，卻久久地陶醉於勝利的喜悅之中，延誤了最佳的時機。據記載，李自成進入北京時心情非常激動，想到自己奮鬥十幾年出生入死，終於取得成功，不禁喜形於色。他從西長安門人，彎弓仰天大笑，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說：“若射中中間字，天下太平。”一箭發出，射在瓦楞內。謀士宋獻策見此情景，安慰李自成說：“射在溝中，以淮為界。”這個小的插曲已可以看來李自成那種“革命成功”的自滿情緒。
進入北京以後，農民軍中的一些人，行動和思想發生了變化，有人認為應該享受了。以劉宗敏為例，他在進入北京後，拷夾百官以追索贓款。據史書記載，“自（崇楨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攢造夾棍五千副，木皆生棱，用釘相連，以夾人無不骨碎。並定：內閣十萬，部院京堂錦衣帥七萬，科道吏部郎五萬、三萬，翰林一萬，部屬以千計，勳戚無定數。凡輸納見銀加二，首飾十不當一，衣服羅緞以次定減，珠玉好玩概不用。能繳者立搜進之，不能即加刑”。據《明季北略）記載，從十二日開始至二十六日，“滿街遍捉士大夫拘係，行路人如湯雞在鍋”。這樣做，造成人心惶恐和社會的不安，對入京不久，腳跟還未站穩的農民軍政權來說，是極為不利的。
李自成的軍師宋獻策看到這種情形後對李自成說：“大象慘烈，日色無光，亟應停刑。”同時言明利害，最後說服了李自成。四月初七日，李自成到劉宗敏寓所議事，見庭院夾明勳戚官員300多人，有奄奄一息者，有哀號半絕者，種種慘狀，目不忍睹。李自成對劉宗敏說：“現在已追銀多少？”劉宗敏說：“已達萬萬兩。”李自成說：“天象示警，宋軍師說應省刑罰。這些人已拘係很久了吧？應考慮把他們放了。”劉宗敏這才於第二天把這些明臣放了。
當時，大順軍並不缺銀，明王朝府庫儲藏的金銀足夠支持20年。李自成“追贓助餉”拷掠官紳，殺戮降臣的做法，結果是使明朝舊臣驚恐萬分。他們看到李自成仍是馬上的形象，並不保護和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看到在大順政權下，自己的功名、地位、生命均無保障。這樣，李自成失去了一大批人。與此相反，清軍人關後，則安撫明朝的舊臣，凡投降者均給予官職。清康熙時，還特意設“博學鴻儒科”，漢族的知識分子，隻要經過考試，就可以授予官職，對那些在社會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還特地派人請入京城做官，可以看出，在這一點上，康熙要比李自成聰明得多。
李自成入京後的當務之急，應是製定正確的戰略方針，建立鞏固的國家政權，但自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初一日，農民軍的決策者未能對當前的形勢進行充分的研究，從而製定出今後的戰略方針，而是沉醉於勝利的歡樂之中，各自為政，我行我素。直到四月初十，新政府才正式宣布，決定於四月十七日登基即皇帝位，然而，風雲突變，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李自成十三日親率大軍出征，這次出征，事先亦無認真研究作戰方案，即草率行事，不久即敗退回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補即皇帝位於武英殿，第二天即率大軍離開北京。在清軍和明殘軍的夾擊下，最終歸於失敗。
在厚黑怕經看來，進入北京的李自成，是處於他起義以來最有利的時機，同時也是對他最大的考驗。如果他懂得“怕”，以更加謹慎的態度麵對大好的局麵，就可以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可惜，他因為得意忘形，一步不慎，竟導致滿盤皆輸，真是令後人而扼腕歎息！
在厚黑怕經看來，得意忘形最大的危害性，就在於它會使人對可能麵對的危險失去警覺。其結果，輕者是上了別人的當，重者可能就會使自己的事業歸於失敗。